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奠基人的梁启超，不仅在新史学理论的探索及多领域的历史研究中作出了示范性的贡献，还在推进我国历史教育的现代化方面进行过一些有益的尝试。纵观梁氏一生行迹，除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舆论宣传活动外，倾注精力较多的便是历史教学工作。还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应聘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1920年退出政坛后，复长期执教于天津南开和北京清华等学校，致力培养历史学专业人才，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教学经验，并提出过一系列现代历史教育的主张。这些主张，对于今天的历史教学改革，仍有一定的反思价值，这也是本文探讨梁氏历史教学思想与实践的微意所在。

  一、培养现代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

戊戌变法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展开，“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日益受到新思想界的重视。梁启超也认为，处今列强纷争之世，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须“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1］”所谓“特色之国民”，乃指“备有人格”，“即谓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智识、体力皆包于是［2］”，也就是应当具备爱国家、爱民族、重公德、有知识等现代国民的基本素质。后又强调：史学为很重要的一门学科，尤以中小学的国史教育为要，“倘若中小学教育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3］”认为要造就一种新国民，决不可忽视历史教育，因其在开启民智、培养人民爱国意识方面实有着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功用。

在他看来，历史教育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可为现实的社会改造运动提供可观的思想动力。他指出。自洋务兴起以来，中国经多方面努力，眼界已有所开阔，然大部分国民仍既不知世界现状，也不明国家未来。欲改变此种落后状况，唯有“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4］”这样，便能为变法自强奠定广泛的思想基础。为此，还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撰写了《波兰灭亡记》、《日本国志序》、《俄土战记叙》等史志史论，向国民宣传变法思想。

为使历史教育更切合实际，他还针对受教育的不同对象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如官吏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办事能力在当时往往决定着许多事情的成败。鉴于其时的官僚大多浑浑噩噩，鼠目寸光，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主张在各省办一课吏堂，大小官吏一起入学，学习“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5］”，使其了解世界大势，吸取东西各国史志中容纳的智慧和道理，以提高知识素养。

对于一般的读书士人，他主张通过科举的改革，引导他们学习政法、算术、技艺、医学、兵法、历史等有用之术，逐步改变他们只知八股制艺的旧知识结构，使“以能读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谙习掌故者为及格”［6］。至于乡试，也应考中外史学，“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7］，以促使人们学史，从中培养出一批察古知今、了解世界的新型人才。

对于妇女，他也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他认为，女子是国民之母，她们的文化素质往往决定着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因此，尤应注重开启女智。他指出，通过教育，应使女子“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8］。这里所谓的“知有万古”，其实就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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