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科举制度、倡议建立新式学堂教育的同时，梁启超也未忘记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在师范教育上，他主张仿效日本的师范教育课程模式，“略依其制而损益之：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者诸国言语。［12］”并建议张之洞“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13］，即整顿两湖书院，把它办成一所讲习政法之学的近代“政治学院”。在此，他把历史教学作为培养国民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后在《与林迪臣太守书》中，又指出政治教育应借助“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的历史教育来推行。这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密切相关。他认为，经学、史学、地学、算学等，“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14］，只要关于借鉴古今中外史籍中的治乱兴衰之道，必能有稗益于现实政治活动。

梁启超如此强调历史教育在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上的作用，不但是出于对传统史学功用的深刻感受，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西方近代史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在他看来：“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5］”因此，在现代国民性的改造、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素养的提高，以及民族独立富强事业的推进过程中，皆应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二、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探索历史教学的新模式

梁启超不仅在建立现代史学的功能观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设想，还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尤其是现代历史教学的革新进行了认真的尝试。

还在1897年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期间，他就积极投入这场教学改革的实践。其亲手制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史学”为应读课程。学生除了学习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还要读《日本国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在教学制度上，他主张“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法行之”［16］。教学方法“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今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座论”［17］。从中培养出一批维新变法的志士。

1920年以后，他更是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他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18］。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主张在高校营造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在教学上，可由学有专长的教师组成讲师团体，开设自由讲座，所讲各科之间应有所联系；讲授时间不宜太多，让学生有较多时间自习或与老师讨论，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才华，使“天才瑰特之士不至为课程所局，可以奔轶绝尘尽其才矣。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养成也”［19］。他倡导的实际是一种鼓励学生自主研究，教师从旁加以指导的启发式教学。其优点是，师生之间可由此建立起和谐、密切的关系，同时使学生个性才艺获得充分的施展。

这些教学思想，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建和教学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梁启超参与制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规定：“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教授於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等等。还要求教授、特别讲师常作演讲，学生必须到场听受［20］，其制度实为中国传统书院制与英国大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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