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院的招生考核制度上，梁启超也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改革意见。1925年4月21日，他致函王国维，提出“专门科学之题……太普通固不足以觇绩学，太专门又拟故为责难”的疑虑，并提议令考生递交“旧作”，即已有的学术成果，以观其研究能力［21］。23日又赴清华，和王国维商讨研究院的招生试题［22］。王国维将试题寄给他后，他于29日覆函给王国维，认为研究院应招收“能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的“善学之人”。他建议“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发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间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23］”这种方法既注重了理解力，又不偏废记忆力；既避免了考察范围太宽泛，考生难以把握的弊病，又能检视考生的思考能力和学术根底，有效地保证了研究院的生源质量。

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商定的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 中，规定专修“中国史”、“中国上古史”、“史学研究法”等历史专业的考生必须考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史［24］，反映出梁启超等人对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要求。由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研究主体即“国学”，大部分属历史学范畴，故其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一种历史教学方法。实践表明，这些方法确实行之有效，研究院前后四届共70多名毕业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的文史专家，不能不说与这种现代历史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密切相关。

作为中国历史教学现代化的探索者，梁启超还对新型历史教材的编写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见解。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历史教科书问题，认为“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25］”因此，他特地介绍了一些日本人所著的历史教科书，并比较了它们的优劣。

梁启超最重视的还是本国历史的教学。在他看来，“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26］，“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成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27］。历史教学的责任如此重大，但是国史教科书却没有佳本传世。有见于此，他于1922年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表明自己对国史教科书编写的设想。首先，他批评“现代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其实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且政治史也只是“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28］”学生们读了之后，不过增长了保守性或其他恶德。其次，他认为旧的国史教科书对社会及文化事项的叙述“太简略，且不联贯”，学生们接受了所谓“国史教育”之后，对于祖国的历史仍然一片模糊，对祖国也就无从爱起。

为了矫正这些弊病，重新唤起学生对于国史的兴趣，梁启超提出改造国史旧教本的两条主要方针：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即加强国史教科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据此，他把中国全史纵断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等六部，又在随后的国史教本目录里把六大部分细分为192课，拟在三年内教授完毕。在这份目录中，“年代”所占篇幅不及全部的二十分之一，“地理”占百分之十五。“民族”一部详叙中华民族的形成及扩大，异族的侵入及同化，“政治”部分专记政制变迁中的大事。至于社会及经济和文化两部，梁启超给予它们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在这份目录中，民族关系、宗法制度、奴婢制度、土地制度、礼制、人口问题、工商业、财政、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都成为历史教学的内容。这是对政治史占独尊地位的旧史传统的有力冲击。

还在1901—l902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时，梁启超就猛烈抨击传统史学“难读”、“难别择”、“无感触”［29］。直到他晚年任教南开大学（1921年），还感叹“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30］。接着，他列举了许多中国史必须涵摄的“重要项目”，这些项目后来几乎都出现在这份目录里。由此可知，《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是他长期批判中国旧史学的产物，也是他建设新史学的可贵实践。

注释：

［1］［2］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53、6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一版。下同。

［3］［11］梁启超：《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意的几种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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