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他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孟子》无错字,研究便很少。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近来史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的工作。”梁氏不怕招致别人不满,严肃地指出这种做法背离了正确的治史方向:“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够从千真万确的方向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最后梁氏郑重地提出矫治的办法,就是要研究有价值的课题,重新写了有价值有份量的中国历史。[3]
梁氏提出的史学史主要内容和他论述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对于这门学科的建立有开拓创始之功。至1938年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全书框架结构明显地实践梁启超的主张。已故中山大学教授刘节先生50年代讲授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稿》,也仍然可以看出受到梁氏最初构想的影响。
总起来说,梁启超于20年代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形成了本世纪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体系。梁氏谙熟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晚年尤其注重总结其中的有价值的遗产;他又处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进步文化大量输入的时期,本人具有开放、进取、迎接文化新潮流的精神,故能做到大量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并注重将之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互相贯通;再加上他有丰富的著史实践,写出大量论著,涉及范围很广,能从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有真知灼见。由于这些原因和条件,他成为我国本世纪前期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理论中也存在一些错误与不足,这同当时整个学术思想所达到的总体水平有关,也与本人的局限性有关。我们对此也应有恰当的说明。
注释:
[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
[2]《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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