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认为今日理想之史著，必须再现出昔日人类活动的“体相”，且能显示出历史演进之因果关系，最终可为国民生活提供借鉴，因此对“史”下了这样的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根据这一定义，他为撰成一部“适合于中国人需要之中国史”设计了２２个项目，主要有：中华民族如何由各族混合淳化而成，民族间的关系和中华民族活动范围的拓展，与世界的关系，政治组织、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民族思想和思潮演变等。最后，归纳中国史的主要内容为四项：“第一，说明中华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明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征，与其将来对全人类所应负之责任。”这四项，构成了有机联系的四个层次：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各民族的活动和关系——思想文化的特点——中国与世界。梁氏所规划的近代史学，记载范围之广阔为旧史所无法相比，在指导思想上则明确贯串了近代国民意识和进化观点，因此，这些理论主张对近代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梁氏又根据上述对“史”的意义的界定，系统地提出对旧史改造的意见：一、改变旧史以“少数特别阶级”（贵族，或官僚阶级，或智识阶级）为写作对象，为以国民为对象；二、“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彻底改变旧史那种“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的状况；三、史家应改变“中国古代，史外无学”的旧观念，做到集中精力于对人类“各种活动之相”的研究；改变旧史家好加主观褒贬的做法，提倡客观研究的精神，“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五、对旧史的史料价值，应以“科学的眼光严格审查”，“重新估价”，作材料的搜补和考证；六、改变旧史片段、孤立、不相联属的状况，新史叙述史实，“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光交，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还应有说明，有推论，使整部的史书成为结构严密的系统的著作。以上各项，实则以史的对象、视角、史家的态度、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史书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这六个方面，对比论述了新的史著与旧史的不同，规划了由改造旧史到创造新的史著的途径。关于集体编撰通史的组织工作，梁氏提出应联合各方面有专门学识的专家先作专门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事通史的研究和撰著，“分途以赴，合力以成”。

梁启超论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确有自己的系统性。他的主要出发点和归宿，是改变旧史为帝王或特殊阶级服务，而为国民服务，改变旧史与现实生活割断联系，使之与当今社会进步密切相关，尤其具有卓识。但梁氏论点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如他指责旧史家主张史学“经世”是一种狭隘的目的，而他本人极力主张史应当为今日国民所“资鉴”。其实，梁氏提倡史著为当今社会进步服务，也是传统史学“经世”观点在近代的发展。

二、论历史的因果和动力

这是史学理论极其困难的问题，因为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历史事件的演变，历史形势的变迁，无一不是极其复杂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道路又千差万别，要从中概括出法则性的东西，实在戛戛乎其难！梁氏于本世纪初在《新史学》中已经倡导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求得历史进化之公理公例，探索因果关系。至２０年代，他的认识已大大深化，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论点。

（一）关于历史事件的互相联系，梁氏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民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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