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家刘知几，章学诚论述过史家应具史学、史才、史识和史德，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专辟《史家的四长》一章，使用刘、章的提法而加以提高、发展，按照近代学术的要求，阐述了史家应具有的修养，既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梁氏把史德列为史家四长的首位。他发挥章学诚的观点，提出“史德”是指史家要心术端正，毫不偏私，做到忠实、公正。要达到这种境界，要时时克服蟠踞于意识中的主观成份。极易犯的毛病有三种。一是“夸大”，由于治史者对于本人研究的对象总有特别的关系或爱好，尤其对于人物，往往出于本人所信仰，因而容易把它拔高、夸大。二是“附会”，“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自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三是“武断”。历史材料散亡很多，古代、近代都如此。研究者“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便流为武断了。”对于遇到的史料，符合自己脾胃的便采用，不合的便删除。必须力戒这些主观上的毛病，做到“鉴空衡平”，公正无私。

关于“史学”，梁氏认为，由于历史范围极其广博，治史者欲求无所不通，是不可能的。合乎情理的要求是：贵专精不贵杂博，同时还要懂得常识。治史者应确定专攻的目标。在专的范围内，非知到“通彻周备”不可。“如此一来，注意力可以集中，访问师友，既较容易，搜集图书，亦不困难。才不至游骑无归，白费气力。有人以为这样似太窄狭，容易抛弃旁的学问，其实不然。学问之道，通了一样，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好像攻炮台，攻下一个，其余就应手而下了。”专精同涉猎，两者不可缺。“大概一人攻力，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选定局部研究，练习搜罗材料，判断真伪，决择取舍。以十之一二，做涉猎的功夫，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话。如此做去，极其有益。”专精决定自己的成绩。下功夫的方法有三项：一是勤于抄录。“古人平常读书，看见有用的材料便抄下来，积之既久，可以得无数小条。由此小条，辑为长编，更由长编，编为巨制。顾亭林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系由此作成。一般学问如此，做专门学问尤应当如此。”二是练习注意。定下来要研究的问题，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无关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再换别的问题，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去，如此长期练习。三是逐类搜求，按照一个问题，跟踪搜索下去，长期积累，可以获得许多好材料。

史识，是指“历史家的观察力”。研究自然科学，要注重实验；研究历史，要注重“求关联的事实”，因而凡是对研究问题稍有帮助的材料，一点都不可放松。历史家的观察力，表现在两个方面：由全部到局部，你所研究的是局部问题，但不要忘记局部是整体的一部分；再由局部到全部，局部的事件或个人，要考察它对全体的影响。培养观察力的方面，一是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对前人的说法，既要充分尊重其价值，又不盲从，遇有必要修正的，无论是怎样有名的前人所讲，也要加以修正。二是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梁氏总结钻研得很深的学者容易为己所蔽的情况：“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的功夫，对于已成的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虽觉颇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原来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或假造事实，来迁就他，回护从前的工作。这种毛病，愈好学愈易犯。”梁氏的分析鞭辟入里，实在是治疗学人共犯毛病的一副良药。

史才，是讲“作史的技术”，包括组织的才能（体裁体例、篇章结构）和文采。中国传统史学在著史技术上有极高的成就，形成了优良传统，《左传》作者、司马迁、司马光等是著述方面的杰出代表，刘知几、章学诚是理论总结方面的杰出代表。梁启超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并且用现代学识加以诠释和发展。他认为，组织的才能，是指形成全部书或一篇文的结构的技巧，能够把许多材料整理包括起来。一是要讲究剪裁，在搜集到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决定去取，“去其渣滓，留其菁华”。二是讲究材料组织联缀的能力。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将前人记载，联络镕铸，套入自己的话里。”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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