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令梁启超反复探讨不已的是关于史家主体意识与历史客观性问题，这同时涉及到史学的目的、任务、功能等理论。前已述及，他早就讲过史学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明确指出，历史认识的目的和任务是反映客观历史事实，“力求真是真非”。在他看来，求真，即科学精神，是新史学的灵魂。对此必须坚持到底，绝不动摇。然而围绕这个问题却把他引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几番波折的思辨历程。本来，历史认识的目的、任务同其欲发挥的功能是一致的。梁的《新史学》批判旧史“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正是为了把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全体国民”和“整个社会”，让“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以增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他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这个“界说”时，特别强调“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在民族危机日迫，救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大声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可是，当这一切实际做起来的时候，梁启超又感觉到史学的学术目的与政治目的之间总有不合拍的地方，后者更紧急、更重要，压倒一切，而前者总要服从于后者。他自己有过这种经验，早年为了宣传维新变法，使国人容易接受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曾写过名为《古议院考》的文章，引用一些历史材料，说议院在中国古代就曾有之。后来这篇牵强附会的作品遭到了严复的批评。他的老师康有为则走得更远，其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虽石破惊天，却借助孔子“托古改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梁启超对这种做法很快便不以为然，屡起而驳之，说“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孔子，是“煽思想界之奴性”；“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的流弊。在深深的反省之中，他又试图从旧学术传统上挖这种做法的根据，认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指出“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氏产生了“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的思想。他开始主张历史认识的目的、任务应与其社会作用保持一段距离，即“为历史而治历史”。他告诫学生：“我们若信仰一主义，任用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那么，历史认识本身是否还为客观主观“和合二观”的产物呢？他曾表现出“一面倒”的倾向，提倡“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同上）标榜“客观史学”。当然，凭他的聪明，他不会不知道这只是一种愿望：“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其实，所谓“客观史学”，只是强调一种主观的追求和努力，强调历史认识应不断地朝客观真理的方向迈近。他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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