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第一步。接下来的重要环节，他以为是比较研究，说：“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又说：“凡天下事必比较而后见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他自己尤以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成果丰富。他还很早就注意用统计方法治史，说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发明（即史表），后来他把这种方法发展为“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绩”的所谓“历史统计学”。他指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太事件便算完结；最要的是看出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它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见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梁启超《历史统计学》，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下同））他与丁文江合作的研究项目“历史之人物地理分配表”，曾以新潮的统计学方法，引起当时国内学者的很大兴趣。
梁启超认为“求证”是归纳法的又一重要环节，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用墨最多。作为范例，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如何考证“玄奘出游年代”的研究过程：首先，通过对多种史料的留心观察和比较，产生对“贞观三年出游”成说的怀疑，提出“贞观元年首途留学”的假说。其次，查到《新唐书》关于“贞观元年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的记载，成为《续高僧传》“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说的“有力之正证”。再者，又发现玄奘途中所遇西突厥可汗叶护，已在贞观二年被杀的材料，成为“贞观三年出游”说不能立的“强有力之反证”，从而使“元年首途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他告诉读者：“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他还提示人们：“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大家知道，梁氏在史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曾因反复探索，出现过观点的摇摆，其中也关联到归纳法于历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说过这样的话：“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这段话的意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方面，求“不共相”确为历史认识的重要任务，也是历史考察方法的基本特征。归纳法亦确非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它确有着局限性。因此，梁启超的思考有值得肯定的部分。另一方面，梁氏在这里以“专务求‘不共相’”排斥了他曾指出的“史家最大任务，是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共相’和‘共业’。”（梁启超《历史统计学》）这是走了极端。他把归纳法在史学中的运用限制到整理史料为止，显然也是不准确的，这反映了他认识上的偏颇。需要指出，梁氏的这种摇摆往往并不代表其史学理论的主流思想。对此，应联系他的更多的著作和言论来全面地把握。
综合分析，在梁启超史学方法论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各个时期的有关著作每每强调历史为“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不可只“知有一局部之史。”（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他提倡研究历史运用“排比法”和“联络法”，说：“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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