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梁启超晚年屡屡绝患政治，却终生“对政治不能释怀”，尽管他批评实用主义的时候，主张“为历史而治历史”，说了“只当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之类的话，但他绝不是那种能够割舍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人。经过反复探讨，他把自己比较完整的思想表述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求得真事实”，始终是梁氏整个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精魂。他的取自西方，用以改造中国旧史的所谓“科学精神”集中体现于此，而其欲排除主观偏见，摈弃种种外在目的干扰的用意，亦正是为了“求真”，为了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的学问。“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则概括了历史认识的一种本质，即历史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历史的简单复写和固定摄照，而是与时俱进的人不断以当代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估。这种观点恰与当时西方史学理论界兴起的思潮相吻合。“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是梁氏史学目的论的基本主张。他的新史学与旧史学的区别也在于前者是“为今人”、“为生人”的，而后者是“为古人”、“为死人”的。他说：“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这也是他对自己一度否定致用所做的纠正。他最后把“求真”与“致用”完全统一了起来：“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予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供现代人应用。……必定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说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可说到活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换言之，只有真正科学的史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巨大的社会功能。

三

　　梁启超十分注重史学认识的方法问题。与以往或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学者相比较，他讲的史学方法已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梁启超说：“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和严复一样，他也认为来自西方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归纳法，他把归纳法的运用总结为如下的程序：“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七》）他认为科学方法的精神实质，或者说归纳法的基本原则“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

　　梁启超认为：“凡科学上的重大发明，都由于善于观察。……在自然科学，求试验的结果；在历史方面，求关联的事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因此，他把观察事物，发现问题当作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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