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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0  来源:不详
还是西方人文传统里,文化形态史观是弥漫性地占据着优势,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是历史考察视角的重大转换。有识力的史学家一般都能敏感到这种方法的价值,并不一定与个人的政治倾向相关。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吕思勉先生。在新史学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这一路向的推动作用,不容抹煞。但真正在这方面作出较深入研究而富创见的,则要到熟悉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一代学者手里,突出的如全汉升、杨联升等。

在本世纪诸史学大家中,吕思勉先生可能是治学心态最平心静气的一个。这与他淡泊宁定,素不喜结交知名之士,“埋头枯守、默默耕耘”(《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的为人风格极相契合。诚之先生治史多取材于常见正史,运用新史料很少,所以不容易被傅氏科学实证派看重。等到严耕望先生关于“四大史家”(二陈、吕、钱,见《治史三书》)一说出,他的地位才陡然升格。严耕望的不拘门户、慧眼识贤,令人敬佩。但先生博通周瞻(二十四史、《三通》熟读数遍)、著述极富(不少于五、六百万言),以及第一个用语体文写出通史(四册《白话本国史》,1920年起写作,1922年出版),开风气之先等等,亦属实至而名归。

诚之先生受家学的薰陶,早年即入史学一路,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学成材。虽然也有许多论者以为他与其家乡常州今文经学关系至深(他教中学时的学生钱穆就这样说),但对先生一生影响最深远的只是康有为的“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至于今文经学只是他辨析史料时选择参考的方法,后来更兼采“今古”两家,左右旁通,决无旧经学的门户之习。读先生遗著遗文,很难见到有像前述诸贤那样关于民族兴亡的大议论。其中与先生的个性秉赋不无关系,此处暂不讨论。但必须指出,先生决不是“两足书柜”,对国祸民忧无所动心的“书斋学究”。最近先生《遗文集》问世,读其时文书信,有两个特点可说:(一)先生极具平民意识。此与寅恪、宾四特重精英文化迥然有别。先生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所到之处,必细为调查,对物价波动尤其敏感,至几元几分,均一一载录;更为难得的是,他奔波南北,细心询问农家生活,对他们收支负担,作了许多纪实性的报道。先生眼睛向下,关注民间基层生活,重视社会经济研究,在同辈史家中恐少有与之匹俦的。(二)对社会进化向持乐观向前的心态。他信从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制度的变迁最为紧要,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备,制度的不断变迁,是一定的。这同寅恪的悲观成鲜明对比,似与郭沫若相近。但从其主张自然演进(“自然”者,非偃苗助长之意)的立场看,与郭之激进,更像“同床异梦”(有一点殊可注意,先生论著绝不提及郭,似非偶然)。晚年《自述》他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先生辛亥后,因不满“政党作风”,“遂与政治卒无所与”,一生也绝少参与社会活动。因此,作为他的后辈,对其服膺马克思学说如此之早,实着有些惊诧。细想之后,似乎也不突兀。如将1930年有关遗文《沈游通信》与晚年《自述》互读,即知理想大同(“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与重视社会经济(“马克思之说……大抵抹杀别种原因为非,然生计究为[社会发展]原因之最大者”)实为先生服膺的两大内在因素,而平民意识则为更深层的心理根据,与前此的思想路向实一脉相承。难得的,他之接纳,出诸学术追求,不沾激进情调。例如他从不主张中国有奴隶制社会,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民主政治持论公允不偏,也不赞成“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之说,俱与郭沫若相违。至此,我方始领悟寅恪先生所言“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的真谛。这绝不是要情绪性地排拒马克思学说,而是说必须基于自身独立思考的基点之上,信则信,疑则疑。因此他晚年对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教条十分反感,也是自然的事。

诚之先生因参编《古史辨》第七册,后人也有误派他为“疑古派”的。先生与顾氏出发点最大的不同,是一心旨在“建设”。入至近世,编著新式通史,吕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不仅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实际也是先生计划中的大通史工程的一部份。先生自云,他是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个板块构成他通史的大框架。两者相较,史家共识,先生在“典章制度”方面所留给我们的财富最堪珍贵。今之讲史、治史者仍时时翻阅,受惠不已。这固然是潜心积累、锲而不舍所得慧果,但决非只是抄书。治史者都有体会,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渊源沿革,从细琐繁复、茫无头绪的材料中梳理出线索脉络,没有分析综合、比较鉴别的功力,决难摸到边际。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先生治史独立特行,不屑追逐时势。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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