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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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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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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洪（ C.Cluckon）、塞维斯（E. Service ）和华裔学者张光直及他们的著作和论点常为人们所提及，这在“文革”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由于本期先秦史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著述非常之多，以下区分各专题和各时代，对有关成果具体进行分析。
（一）专题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此课题既涉及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时间，也涉及中国政治组织产生的具体途径。鉴于过去不少西方学者和部分国内学者倾向于把商朝看做是我国文明史的开端，为了扭转这种认识，一些学者依据考古资料提出将中国文明起源时间提前的主张。早在“文革”刚结束时，唐兰就根据山东大汶口发现的陶文等资料，提出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时期的主张（《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载《大汶口文化讨论集》，齐鲁书社，1979年）。稍后，李学勤在中国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亦根据中国早期出现的青铜器、城市、文字等几项因素，提出：／“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看来是很可能实现的。”他并且号召人们“走出疑古时代”，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载《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在他们的倡导下，先秦史学界（包括考古界）兴起了一个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中国国家产生的热潮。有关著作可以举出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光晶的《中国国家起源》（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以上著作多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由于在一些学者看来，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产生二者在时间上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并且中国早期国家组织并不都是与地域组织的出现相一致的，因此有学者开始借用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早期国家”这个概念，以便将文明初期尚带着浓厚血缘组织的国家形态与以后较为成熟的国家社会区别开来。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即是在这方面努力探讨的结果。不过对于“早期国家”的具体含义，学者间似存在着不同认识。至于对中国早期政治组织即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人们的看法更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谢维扬等人提出在中国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期间有一个酋邦阶段，国家是经由酋邦组织发展而来的论点。然而对于“酋邦”这一来自西方人类学的概念，学者间的认识仍不统一。另外，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看法亦很不一致。
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有关三代国家形态或国家政体的争论。此亦是本期先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自1980年林志纯接连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3 期）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3 期）二文中提出中国古代为城市国家结构，各国实行的是民主政治的主张后，争论达于高潮。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几次讨论都以之作为讨论题目。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国家政体的不同提法有城邦（或城市国家）、部族国家、方国联盟、贵族专制政体、君主专制国家、等级君主专制国家，等等。较为引人注目的著述除上述林文之外，还可以举出徐鸿修的论文《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2 期）、林沄的论文《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6 期）及张秉楠的《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赵伯雄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赵世超的《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张荣明的《殷周政治与宗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等专著。此外，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的前半部分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有关先秦时期具体政治、军事制度的论著亦不在少数，但多属于断代研究性质，此将在下文补充叙述之。通论先秦军事制度的有陈恩林的《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及《中国春秋战国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经济史继续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然有关课题多集中在断代研究领域，此亦将在下文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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