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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之二)

时间:2009-7-24 13:50:42  来源:不详
的巴蜀》(童恩正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巴蜀史迹探索》(邓少琴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三星堆与巴蜀文化》(论文集,巴蜀书社,1993年),等等。一些著名学者早年所作的地方史论著,如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蒙文通的《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也得以印行。总之,这些年地方古国史与古文化的研究已蔚然成风,其成绩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时期的总和,此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先秦史研究的深化。

 四 问题与展望

  20世纪的先秦史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进入21世纪时,我们却面临着更大的任务。仅就上面列举的一系列先秦史专题及断代研究的课题而言,就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在断代史方面,对于夏朝和夏文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夏代的文字至今尚未找到;连夏族的起源地和夏朝的起始年代,也还众说纷纭。当年王国维说:“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它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观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论》),可是今天许多人们却认为夏的活动中心自始至终都在豫西、晋南,此实可谓东西异辙。商史研究,虽然几十年来学者在甲骨学的许多具体领域内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成绩,可是正如学者早就指出的那样,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从历史学角度撰写的大型商史著作。西周史研究幸好有了最近出版的杨宽的《西周史》,但春秋史研究却还没有一部可以代替1949年前童书业《春秋史》的著述。最后,就整个先秦史而言,实在也应该有一部大型的通论先秦各个朝代历史的著作。闻学者中有人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期待着它的早日问世。专题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于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存在意见分歧,但却找不到取得共识的方法。如有关中国文明产生的途径,许多论者总是首先把眼光放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或某些工艺技术的改进上,然而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却认为,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变化,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文明的突破只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在中国,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上(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11—1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关于三代国家形态或国家政体,如前所述,也有多种不同看法,而最主要的两种认识,即所谓城邦制度论与所谓专制君主制两种说法,在目前看来似亦找不到协调的办法。再如商周社会性质问题,目前似乎少有人再坚持把商周社会说成是奴隶制社会了,然而这样的社会到底应称作什么社会?是否可以将其归为封建社会?前封建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或别的什么社会(如以前雷海宗所称的“部民社会”)?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思想文化史方面,有关孔孟和儒家思想的评价,更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并且看来在短时期内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还有夏商周的年历,虽说国家已将其作为重点课题研究并已取得一些突破,可涉足研究此项课题的人都很清楚,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其最重要的商周时代实际的历法、岁首问题,目前在学者中尚看不到取得一致意见的迹象。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对于商代前期和夏纪年的更进一步的仔细推算。此皆先秦史研究存在问题之荦荦大端者。若论具体历史问题,则每一专题下又都可以列举出若干项来。鉴于先秦史研究对于考古资料的依赖,而新的考古资料还会不断出土,它们都可能给今后的先秦史研究提出新的问题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是,先秦史有待解决的问题正无有穷尽。

  毫无疑问,进入21世纪的先秦史研究同样面临着思想理论与学风建设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在端正理论与搞好学风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新时期的研究任务以至迎接新情况的挑战。在这方面,以下几点值得特别重视:

  (一)要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许多问题上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学习,从而取得了先秦史研究在许多方面的新成绩。但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应当说还只是刚刚起步,目前先秦史研究在思想理论上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克服“左”的僵化思想的束缚。前几年在一些人中间出现了所谓“史学危机”、“信仰危机”,这固然是由当时的社会大气候造成的,但也与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不深入、不生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教条主义的束缚有关,因为那些僵化的东西说服不了年轻人。实践证明,只有清除了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的灰尘,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分析历史、认识古代社会的有力的思想武器。近年来一些学者往往借鉴西方史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某些历史问题,这当然是有益的。但作为一种科学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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