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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漢昇先生，廣東順德人，民國二十四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隨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潛心於中國經濟史研究。民國三十八年以後，並先後於台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講授中國經濟史。民國七十三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先生治學，務實求真。半世紀以來專題著述甚多，上自魏晉以迄戰前，綿廷壯闊，根基深厚。他的學術見解與成就，舉世重視。本文擬將他在中國經濟史上的重要貢獻作一簡略介紹，掛一漏萬。讀者如果希望作進一步瞭解。請參考後文附全先生著作目錄。
一、唐宋帝國與運河
在中國經濟史上，全先生對於唐宋時期的研究，貢獻最著。《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尤為千古不刊之作。在這本書裡，他把運河的重要性，即運河的暢通與否和唐宋國運盛衰的關係，根據史實作生動的敘述與有條不紊的因果分析。這一創作的學術價值，不僅在唐宋史研究上極為重要，即對於瞭解近代以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亦有莫大貢獻。中國自商周以來至秦漢，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北方的黃河流域，南方廣大地區多未開發。但是，從魏晉到隨唐的幾百年間，中國經濟南北二大區的相對生產力發生空前變動。漢末至南北朝時期，北方由於戰亂頻仍，胡人入侵，生產力大受破壞，漢人大規模南移。結果，北方經濟衰退，南方不斷開發。當中國再度統一(即隋唐時代)，南方於是取代北方，一躍而為全國經濟重心所在。
他方面，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在近代輪船兵艦發展以前，海洋實為天然屏障。中國邊患，因此都在北方。歷代都必須在北方沿邊佈重兵，以防亞洲內陸游牧民族入侵。同時，為了便於瞭解邊情，控制邊郡守軍，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設於北方之心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維持邊境龐大駐軍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員，便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唯有把南方剩餘的糧食和其他物資大量北運。然而，中國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東，沿海交通在輪船發展以前又多危險(風暴及海盜)而不可恃，於是有建設一條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之必要。隋煬帝之開鑿運河，主要原因在此。在這條運河把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經濟重心聯繫起來，對於盛唐武功有無此貢獻，以後這條運河能否暢順，也和唐宋帝國國運息息相關。
唐初行府兵制，兵農合一，且中央政府機構還算簡單，國都所在地的關中，糧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懸殊。可是到了七世紀後半的高宗時代，朝廷機構大為擴張，長安人口膨脹，同時府兵制又漸變為募兵制，軍需民食大增，關中糧食供應便大成問題。原來隋煬帝修運河，自洛陽以達長江。從洛陽到長江一段，有三門險灘，尚末顧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資。可籍運河暢運洛陽，卻難以大量輸送至長安。高宗於是設洛陽為東都，此後直到玄宗(713-755)前期，天子及從臣常於春夏之間東幸，甚或常駐洛陽，時人稱玄宗為「逐糧天子」。玄宗後期，由於名臣裴耀卿和韋堅相繼改善河道運輸一一改直為分段運輸、修陸路繞三門險灘、關中另開運河以達至長安一一成效大著。江准米糧及其他物資，可源源運至關中。最盛時年達四百萬石。玄宗非但無須就食東都，而且可傾力向西北發展，大唐帝國聲威遠播，使開元、天寶年間成為中國政治史上的黃金時代。
安史之亂(755-763)後，藩鎮割據局面形成，運河的濬修與維護大不如前，運河的交通又不時被地方兵將阻斷，大大地失去了聯繫南方經濟重心的作用，唐朝國勢於是中衰。吐蕃、回紇相繼侵凌。到末年各藩鎮自擅兵賦，互相爭奪，運河水道破壞，長安供應被切斷，政府財政破產，李氏王朝便不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五代期間(906-960)，沒有一個帝王能控制運河沿線地區，他們的政權也無法長夕維持。
北宋建都開封(汴州)，在黃河平原上，與遼及西夏對[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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