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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就地理形勢來說，無險可守。一旦有患，實防不勝防。然而，和長安或洛陽比較起來，開封有一大優點，對於宋太祖選擇國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時從南方運到這裡的糧食，每年多達六百萬石。此外尚有其他貨物，源源到達，支持北方軍糈民食。北宋之能長多和北邊及西北二大異族抗衡，運河一脈暢通，聯繫南方，貢獻莫大。到了徽宗時侯，蔡京用事，政府用於購買糧食時的巨額準備消失，又改分段轉運法為直運法，結果北運米糧減。欽宗時，汴京被金人圍攻，運河上游又被盜賊破壞而潰決，河口淺阻，漕運不通，北宋軍事上難以支持，終於崩潰。
此後宋室南遷，定都臨安(杭州)。宋金兩國以准河為界，對立了一個世紀，以後分別為新興的蒙古所滅。據全先生觀察，宋金對峙，運河南北分屬二個不同的政權，而且北段完全湮塞，失去了溝通南北經濟大動脈的作用，使宋金二國國力變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運河南端終點，和長江南岸的鎮江相連。長江諸路財賦，可以經由鎮江入運河而達杭州，源源供應。南宋所以恣偏安一隅，達一個世紀之久，運河的經濟功能仍然是個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經濟史上另一重大貢獻，是他對於商業發展與都市化的研究。首先，為探討交通運輸對都市發展的可能影響，他選擇這個時期運河沿岸三個重要城市──揚州、開封(汴梁)、杭州(臨安)一一做深入的觀察。其中開封及杭州分別為北宋與南宋首都，由於政治及軍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運河交通便利，使他們很快地成為龐大的商業城市。這二個大都市有個共通的特點，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員、軍人、學生、地主、遊客……)能將首都以外的財力轉移到這裡，以供消費。因此，它們的購買力很大，能夠吸收全國各地甚至國外的貨物到這裡來銷售。例如，開封所需糧食及工業品(絲織品、漆器、書籍、紙、筆、硯等)，大都從東南的皖、蘇、浙、閩、贛等地輸入。藥材和一部份絲織品，取給於四川。此外，木材取給於山西、陝西；鹽來自山東、山西；鐡器及陶器分別從河北，陝西輸入；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藥之類來自海外；戰馬自西夏、于闐而來，這種消費性城市的擴張，促進國內商業的發展；交通運輸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脹。[1]
揚州的興起，在經濟史上更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國都市大都由於行政或軍事功能而形成。從這個觀點來看，開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榮，仍不脫離傳統，不過規模遠較前代為大而已。揚州在唐代的繁榮及以後取代揚州而興起的真州，卻純由其商業功能的發揮所致。在〈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闡述這個城市在唐代繁興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它「位於長江和運河的交叉點上，為南北交通要衝，實是全國貨物最理想的集散地。」不但南方鹽、茶、藥材各貨，即海外舶來品，也多集中於此，再經運河北運銷售。商業發達，工業、運輸業、金融業等亦相應而生。除商業大都會的興起外，他也發現宋代若干地方，或由於人口增加，由虛市演變為市鎮(見〈南方的墟市〉一文)。商業功能城鎮的出現與增加，象徵著都市發展的新階段。全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無疑地起了帶領作用。
其次，唐宋時代經濟和往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國際貿易方面的轉變。中國在唐宋以前的國際貿易，多沿「絲綢之路」與中亞各國交易。唐宋以還，由於南方的開發，航海技術的改進，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躍，中外貿易大都轉移到東南沿海。唐宋時期，中國沿海國際貿易商阜相繼勃興。廣州、泉州、明州(寧波)，可說是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在唐代和北宋，廣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廣州的國內外貿易〉一文中，對於瞭解當時國際貿易的性質和廣州在國內外貿易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切實的考察。根據他的研究，宋代廣州輸入品多為珍珠、象牙、犀角、香藥等奢侈品。這些貨品大多來自南洋。輸出品則多為工業製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銅錢輸出很多，廣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度、非洲東岸，幾成為國際貨幣。
宋代國際貿易的經營，阿刺伯商人最為活躍。但是，華商和中國官吏經營南洋貿易者也很多。無論外商或華商，他們也從事廣州與國內各地間的貿易。例如，將進口外貨及兩廣多餘的米鹽，運銷各處。當時廣州與國內交通路線，大致有二條：一條沿著現今粵漢鐡路或附近北上，通長江西至四川，或經運河以達華北。另一條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沿海城市。廣州的繁榮是建立在轉運貿易之上。這也是由於發揮商業功能而興盛起來的城市(全先生在唐宋經濟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貢獻，將併入下節論述)。
[1] 參考全先生論文〈北宋汴梁的輸出入貿易〉和〈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的輸入〉。 二、貨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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