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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兩漢，金屬貨幣的使用有逐漸推廣的趨勢。但是漢末及魏晉南北朝期間，貨幣發展開倒車，實物貨幣盛行，自然經濟居支配地位。唐宋時代，金屬貨幣再度流行，而且進入紙幣階段，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瑞典──還要早六個世紀。然而，自南宋末期經元代以至明初，由於政府對貨幣管理不善，發行漫無限制，自壞幣信；明清兩代又回復到金屬貨幣階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幣改革，中國才完全廢棄金屬，採用紙幣為通貨。從早年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史到現在，全先生一直對於貨幣與物價變動很感興趣，他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實難企及。
民國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發表一篇長文〈中古自然經濟〉。這篇論文，到現在仍然是研究魏晉以至唐朝中葉中國貨幣演變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經濟居支配地位。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三個問題，並從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經濟何以在這個時期產生？他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戰爭。從漢末到隋初，前後有黃巾之亂、董卓之亂、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侯景之亂……等，結果人口銳減，土地荒蕪，交通困難。尤以北方為甚，嚴重影響商業的衰落。其次一個重要原因，是主要幣材—銅—的短缺。這又由於當時銅產大減及佛寺廣鑄銅像所致。銅的供給萎縮，鑄幣隨之急遽減少。錢幣缺乏，實物貨幣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實物貨幣的使用，普通到何種情度？他從交易、租稅、地租、及工資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發現以實物(絹、帛、穀)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這種現象持續到何時才改觀？據他的觀察，一直到唐朝中葉安史之亂前後，一方面由於商業的發展，一方面由於鑄錢的增加，金屬貨幣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稅制改革，將以徵收實物為主的租庸制度改為以徵收錢幣為主的兩稅法，便是這種演變的明顯標誌。
他的〈中古自然經濟〉的見解，在學術界並非沒有異議。何茲全便以為這個時期南北二個區域情形迥異。北方因受戰亂破壞，逆退到自然經濟的境地。南方經濟由於大量移民的遷入，反而逐漸開發與繁榮，貨幣經濟乃居主導地位。[1]彭信威認為，「這一個時代，大體上可以說是錢帛本位的時代，錢為主，帛為副。」[2]這個時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戰亂迭起，朝代更迭頻仍，使用實物貨幣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時因地而異。但是，無論南北，這個時期錢幣缺少和紊亂，是明顯現象。在這種情形下，實物貨幣便相應出現。考察最近有關此一時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經濟居優勢之說，仍多為史家所接受。[3]
中國貨幣的發展，宋代已進入信用貨幣階段，到元朝紙幣成為唯一通貨。然而，宋元時代實施紙幣，最後都歸失敗。檢查中國過去實行紙幣失敗的經驗，全先生寫了二篇重要論文──〈宋末通貨膨漲及其對物價的影響〉及〈元代的紙幣〉。據他的研究結果，不論南宋或元代，紙幣的發行與流通過程，大致都經過了價值穩定、溫和通貨膨漲，及惡性通貨膨漲三個階段；而且紙幣幣值穩定與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轍。
兩代初期發行紙幣幣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於發行數額有限，且有充分現準備。但是這種謹慎的發行政策，都因對外作戰而無法維持。南宋在13世紀初屢與金人交戰，金亡後又屢與蒙古為敵。軍事支出龐大，稅收不足，只好以通貨膨漲手段來應付。元世祖統一中國後，仍不繼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資至鉅，後來更加上諸王賞賜及佛事費用激增，財政匱乏，於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後塵，以通貨膨脹政策彌補財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進逼，領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並起，加以天災頻仍，收入銳減，紙幣現金準備完全耗費，發行額則急遽增加。結果，幣值狂落，信用掃地，兩代政權都在惡性通貨膨脹狂潮中覆亡。經過這二次慘痛教訓，中國幣制在明清兩代又退回到金屬本位。
明代中葉以後及清代約四個世紀期間，中國幣制可說是銀銅複本位，即銀兩和銅錢兼充市場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銀銅複本位的實施，必須以這種金屬的充分供應為前提。全先生對明清兩代貨幣之研究，就是著重探討貨幣供給，以明瞭幣制之發展。在這方面沒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沒有人的成就比他大。為探究白銀和銅的來源，他接連發表了下面十二篇論文──〈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明季中國與菲律賓的貿易〉、〈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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