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也有学者在长期研究宋代监察机构的基础上,将台谏考察官员的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过程予以观察1。
当然,选题重点的变化、空白的填补并不意味着制度史研究有了质的进展。在“过程”与“关系”中把握制度,走向“活”的制度史,或许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4、学科界限的打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传统学科领域的边缘或者交叉界面,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成果。
现代学科的划分,在带来了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重重障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在文学、经术、政治方面的努力紧密地切合在一起;赵宋的“祖宗家法”等内容,也是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化交汇的界面上2。相关研究要走向深入,无疑对于现代学科体制是个挑战。
2003年出版的余英时新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3,以朱熹为中心视点,而致力于“宋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注重理学文献的政治解读,关注“内圣”与。外王”的衔接,致力于把理学“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其“抽离”出来4。当然。作者“仅仅强调理学系统中有必须通过政治解读才能澄清的部分,但并不是将全部理学都化约为政治问题”。
2001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题为“江南的城市工业和大众文化(960—1850)”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围绕宋代以来区域性经济发展与大众文化、民问信仰、地方意识的关系,从经济与文化的交叉界面着眼,反映出学术领域新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条件的新积蓄
1、田野调查与资料范围的扩展
目前宋史界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已经自“精英著述”扩大到文字、图像与其它非文字的“边缘材料”,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志、文书档案、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谱牒、婚帖、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图像、历史遗存、考古出土文物等等资料。人类学所注重的田野调查,也成为近年来历史学界普遍运用的研究方式之一。社会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艺术史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引领风气的先驱。这种拓展,不仅反映于资料范围的扩大,也反映于学者对各类实物资料、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正是这种拓展,构成为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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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待刊。
2 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4期:《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台北允晨;2004年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
4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涂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
2、资料建设与深层利用
目前保存、整理、利用资料的手段,都与数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史籍校点与整理,是大陆史学界的长项之一。吴洪泽、尹波主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