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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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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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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问题作出的研究结论，而在于开创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时代。更进一步说，陈寅恪通过他的中古史研究实践，表明了自己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理论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大家发现，陈寅恪论著的形式很传统，提出的问题却很现代，而处理问题的手法则中西合璧，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陈寅恪试图创造一个扎根于中国历史实际的学术范式和方法，那就是他总结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的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的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的互相参证。这样的总结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方法论结晶。如果说前两点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大，是对自古以来特别是乾嘉以来传统考据学的总结、升华和超越，那么关键的第三点“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表现为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更新，是一种旷古未有的全新的方法论(格义佛学与此不类)。因为，域外文献利用与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地下资料的发现，固然与西方学术的影响难解难分，但是，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概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才导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特征。陈寅恪运用文化史观解释中国中古历史，试图构建中古史学的新框架。所谓关陇集团，所谓胡汉分野看文化不看血统，都是引进外来观念参证中古历史的尝试。陈寅恪说：“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p252)这样一种处理传统学术与外来理论关系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使他成为时代的翘楚!
再看唐长孺。
唐长孺比陈寅恪年轻二十多岁。他的研究范围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与陈寅恪先生类似。在唐长孺精力最充沛的20世纪40—6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面貌和文化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家庭教养还是师承受业，唐长孺所受的都是旧式教育，但在他盛年从事研究工作时却不能不面对新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对于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如何处理好旧史料与新思想的关系是个严峻的挑战。如果说，陈寅恪那里“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还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的话，那么，在唐长孺这里就特定地被教条化了的唯物史观，或者说被苏联过滤了的“马克思主义”所指代。如何处理这个特定的外来理论与民族之本位的关系，是唐长孺那一代学者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唐长孺们确实在努力学习唯物史观，他在1954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里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唐长孺这里流露的思想是很真实的。一方面，真诚地希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之于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又深切地觉得“学不到家”。因为唯物史观用之于具体学术研究，只能得其意而不能随便贴标签。唐长孺不会也不愿意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所以，有时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充分体现了唐长孺襟怀坦荡，虽然不甘落后于时代的潮流，但仍忠于自己的学术良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受到陈寅恪的赞赏，陈寅恪收到赠书后回信对唐长孺说：“今日奉到来示与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颂尊著，辄为心折。”[2](p23)唐长孺虽然是“魏晋封建说”的支持者之一，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并不多。他晚年的作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试图总结他关于中古历史的一些理论思考，提出了所谓“中国是一个亚洲型的国家，奴隶社会带有亚洲的特征，封建社会也带有亚洲型特征”[3](p18)，也基本上只有结论而缺少论证。倒是他对魏晋隋唐史的具体探索，仍然娴熟地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很少“以论带史”(“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评法批儒”文章除外)。他的重要代表作如《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丛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及其他散见的论文等，都体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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