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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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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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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微观入手、宏观着眼的学术境界。他在这些学术论著中显示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论证方法，都是对陈寅恪同时代学者所提倡的引西学人中学的研究理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陈寅恪用“心折”来表达对唐长孺学术贡献的赞赏。融新旧学问于一炉的实证研究，正是唐长孺获得中外学术界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于是，我们发现在唐长孺所处的时代，整个学术界都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所笼罩，王国维、陈寅恪等倡导的学术传统被彻底边缘化了。于是，物极必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乃是唐长孺所作的传统学问。这样的实证研究更具有“兴灭继绝”的价值。尽管唐长孺也在学习马列著作，探索所谓亚洲型社会的特征，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受人尊敬的原因却不在这个方面。
最后谈胡如雷。
胡如雷的命运就不同了。胡如雷从年纪上看比唐长孺小十几岁，所受到的教育却完全不同。像胡如雷这样在北伐战争时出生，新中国成立时二十来岁的历史学者，他们大都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过很深的工夫，也确实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所震撼。在全国上下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里，他们接受了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由于年富力强，所受影响也最大。
胡如雷的代表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此外。唐史方面的著作有《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以及晚年由散篇论文结集而成的《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隋唐五代政治史论稿》等。胡如雷的论文选题反映了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他积极参与了“五朵金花”中土地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胡如雷超出他的同辈人的是，别人也许只是撰写了若干理论型论文，只有他花十余年时间独立撰写了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专著。毋庸讳言，这部著作受到《资本论》等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地租形态和地主经济等。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接着陈寅恪在继续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尝试之一；也可以说它就是唐长孺引据郭沫若的话所说的那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学到家”的理论著作；或者说是唐长孺“亚洲型社会”的理论化论证。难怪唐长孺等自叹学马列学不到家的老一辈学者对胡如雷等这一代新人的理论水平始终抱着激赏的态度。当然，胡如雷等对于唐长孺一辈学者的功底也是常怀羡慕之心。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史学主要是这样两代人占据史坛的主角位置，他们彼此互补，彼此推赏!
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初叶，重新回顾20世纪的历史学发展，就很容易看出陈、唐、胡这三代史学家的学术演变轨迹。陈寅恪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在今天也许已经难以服众，但是，他圆融无碍地引西学入中学，以文化史观解读中古历史奥秘的探索精神和方法却具有垂范意义。真所谓“先生之著作容或可商”，而先生之精神却“与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悼王国维语)。唐长孺自诩为陈寅恪的私淑弟子，用实证的研究业绩把陈寅恪等开创的以西学治中学的做法不漏痕迹地加以发扬光大，从而避免了陷于50年代风行的教条主义的泥淖。
至于胡如雷的贡献则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尽管如今很少有人评价或者引用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因为人们对于如何定义中国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了分歧的看法。但是，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并不是单纯地在追求经典作家理论的普适性，他在书中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理论框架。不管这个框架是否合适，其中的许多理论探索(比如关于地主经济的一些分析)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尤其在今天，当我们呼吁寻求中国学术本土化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重视前辈学者所作的探索，其中，不仅包括陈寅恪和唐长孺，而且也包括胡如雷。因为胡如雷的研究其实也构成了中国史学本土化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评价陈、唐、胡等先贤学术论著及其贡献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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