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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明确提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概念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将农业的出现作为上万年文明启步的依据，此时的“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是针对农业的出现而言的。如“农业的出现就是文明的根，文明的起源。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到(一万)两千年前。证据是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自一万年前至(一万)两千年前的连续的文化堆积，并测出了可信的连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在一万年前的遗存中已显现出石器的专业分化。这时期其他遗址(如虎头梁)的尖状器具备了多种安柄的形式，甚至连类似‘曲内’、‘直内’的石器也出现了。它们与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的金属武器、工具应具有源流关系。说明一万年前人们已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已经启步。”
苏秉琦将农业的出现、新型石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在1994年1月写《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时，即他的学术体系最终形成之际，又作了重新阐述。如他在该文中谈民族文化传统问题时概括了三项内容，其中第二项是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原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苏秉琦在此时是将玉器作为礼器来看待，并推测玉器起源于距今万年左右。所以，他又坚持了原来的看法，将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这种认识上的反复，可能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海河流域的早一个节拍、海河流域又比中原地区早一个节拍的思想有关。因为发现距今万年以前文化遗存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位于海河流域。
2．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的认识过程
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发展转折”的认识，是在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中提出来的，并伴随着他的学术体系的形成，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认识的变化，对其认识也有变化。
其最初的认识是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提出的。如“半坡、姜寨聚落可以说已达到了氏族制度发展的顶点。也正是在半坡、姜寨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氏族社会的转折，即由繁荣的顶点走向衰落、解体的转折”，他还从聚落形态与埋葬制度的变化、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彩陶无疑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等角度进行了论证。
苏秉琦的这一认识，显然与1986年、1987年探索中华文明火花爆发形式的研究成果有关①。而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时，明确说明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如在该文中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仰韶文化研究时指出：“我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因为它是该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这并不是说距今6000年前已出现了国家，而是说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由此转而衰落，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距今6000年，社会生产技术有许多突破，社会一旦出现了真正的大分工，随着就会有大分化，人有了文、野、贵、贱之分。酉瓶和绘有动、植物纹样的彩陶并不是日常使用的汲水罐、盛饭盆之类，而是适应专业神职人员出现的宗教上的特需、特供。再从聚落形态上看，姜寨所揭露的那个聚落平面是属于距今6000年前的。”
苏秉琦在此时明确提出了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而在该文中论述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时，将农业的出现、新型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前提下，又提出辽西地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如他指出：“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的原始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都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在这一时代，玉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
苏秉琦将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定在距今七八千年，比中原地区的转折点早一二千年，也是出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中原地区的早的思想有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辽西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也就形成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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