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是苏秉琦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前对陶寺文化遗存社会发展阶段(水平)的认识，主要认为陶寺是一处古城遗址，社会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但没有给予定性。而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加深。
如他于1986年10月5日在辽宁兴城论述《文化与文明》一文中谈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时指出：“……晋南陶寺，时间在四五千年问，特点是大墓有成套陶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与河套、燕山以北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文化性质具有特殊性、独特性，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
又如他于1987年5月20日在山东长岛召开的“第一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上讲《现阶段烟台考古》时指出：“在晋南与东南沿海、西部地区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陶寺结合，这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这是第一个中国，在晋南。”
还如他发表于《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上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中论及“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形成”时指出：“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
以上是苏秉琦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陶寺文化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火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是后世观念形态中具有政治实体的第一个中国的认识。在后来他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中，基本保持这一看法。如他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谈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的问题时指出：“……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组合，碰击出陶寺这支文明的火花，遂以《禹贡》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
苏秉琦对陶寺文化遗存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在他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时，明显有了提升。如他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论述六大区系考古实践时指出：“……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曾领先于中原及其他地区一步，率先进入古国时代，亦即产生了最早的国家和王权，我们曾称之为中华文明曙光。但在距今5000年以后，红山文化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河套古文化。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苏秉琦此时将陶寺文化定位于“方国”，是与他的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有关。因为，他自1979年以来，一直认为陶寺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即使后来在辽西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之后，他也一直认为陶寺文化的社会比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一个档次。所以，当他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将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定位于古国时代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时代，从逻辑上讲是符合他当时的学术思想的。
但是，后来他于1994年1月写《<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和《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两篇短文时，又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古国时代。如：“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唯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已经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次生型、中原，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