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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晚于前者。5000～4000年间，洪水期及治水事业为特征，与传说‘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为其历史背景、典型遗址是山西襄汾陶寺，其他有关重要遗址是陕西武功浒西庄、赵家来等为代表(古国)。”《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是苏秉琦学术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他在此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从定位于方国而改定为古国，是与他一贯强调燕山南北地区的北方文化发展水平高于中原地区的思想有关；也与他此时提出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即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观点有关。
苏秉琦对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早于中原地区的认识，是在辽西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等文化遗存之后、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产生的，并在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研究中加深了认识。这种认识，也是他后来提出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并将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的发展过程作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模式原生型的学术思想基础。
三、苏秉琦对“方国”概念的运用及其在他学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运用“方国”概念，是此时他学术思想的一个亮点，也是他学术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从学术发展史角度分析，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成果。即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环境中产生的“方国”理论，为苏秉琦的学术体系、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三部曲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早在1985年10月13日苏秉琦论述《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从考古学角度提出“古国”概念时，其时间概念主要是指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至秦统一之前的燕文化时期。这之后，至1992年8月他一直把“古国”概念的时间下限定至秦统一之前。但他早就注意到在秦统一之前的古国阶段，其社会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如他在发表于《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上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提出了晋南陶寺文化时期(舜)的“中国”、夏商周时期的“中国”、秦统一的“中国”这样三个时期的“中国”概念。这表明他对陶寺文化时期与夏商周时期，明显分作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对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恰当地将他们区分开，确实是苏秉琦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然而，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概念时，还提到“1985年在兴城座谈会正式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后来又进而论述了由‘原始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是中国各区系由氏族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这里所说的“后来”是指的哪一篇论述呢?也许苏秉琦的一些论述还未发表。不过从已发表的苏秉琦的各种论述分析，《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是现在所知苏秉琦首次运用“方国”概念。因为，他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明确指出距今5000年前后古城、古国纷纷出现时，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将距今四五千年间、与距今二千多年至四千年间分作两个概念明确的时期，而是在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时，沿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将距今5000～4000年作为“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将夏商周时期作为“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将秦汉帝国作为“现实的中国”。这说明，如何用一个恰当的学术名词区分距今5000年至秦统一之前的这个“古国”的发展阶段，是苏秉琦阐述由氏族到国家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环节。
恰在此时，即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热潮中，提出了“方国文明”概念，这为苏秉琦建立他的学术体系创造了条件。
“方国”概念，在中国先秦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商周史研究中，早已应用，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也早就提出。但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用“方国文明”概念以表明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特点，则始见于1991年。如佟柱臣在《考古》1991年第11期上发表的《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一文正式论述了“方国文明”一词，他指出：“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并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方国。他对王国与方国的论述，于1991年10月1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提出：王国文明有起源问题，方国文明亦有起源问题；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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