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固然是人的才气的一种体现，但仅以此确定名次高下，终究有失偏颇。再说，一榜接一榜地都是先交卷者成了状元，而一当了状元，不仅名气大、入仕起点高，而且以后升官也比别人快得多。这样，继起的读书人准备考试就只在写作速度上下功夫，而忽略了文章的质量，更不肯认真在积累知识上下功夫。有的士人甚至相互吹捧，哄抬那些草率成篇者的身价，以制造知名度。已经有了应试资格的举子以此为荣，准备应试的学童也群起仿效，逐渐形成一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影响十分恶劣。一些有见识的朝臣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一再向太宗上奏章。太宗还算是个勇于纳谏的君主，很快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害性，便立即改变做法，决定不再以行文的迟速作为决定名次的标准。

淳化三年（992年）二月，又要举行会试了，太宗还采纳了莆田人陈靖的建议，制定了“糊名考校”的办法。这科应试者共1．3万人，这不但是宋代开国以来的空前盛况，也是隋唐五代300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太宗深感这是个扭转风气的好机会，就命令考官们仔细阅卷，认真治一治争先交卷、草率成文的浮华之徒。

会试考３场，第一场考官们就来了个下马威，出的题目冷僻。出题之后，许多考生都模不着头脑，纷纷要求考官们加以说明。这在以前历次都是允许的，可这次却得不到回答。不少一向自诩“才思敏捷”的考生，这次竟也迟迟不能下笔。

不过，人那么多，总还有快手。年仅17岁的江南考生钱易，不到中午已经做完答卷，第一个出了场。这次，他可撞在枪口上了。考官们心照不宣、矫枉过正地连卷子都不看，用红笔一抹，当作废卷子抛弃在一旁，并取消了他参加第二、三场考试的资格。

会试的结果是：一位已经颇有些名气但文思相对迟涩的河南举子孙何当了“省元”（“省”，乃唐宋时中央部门的名称；唐宋会试由尚书省主持，故又称省试，第一名称  “省元”）。快手钱易被黜落，而速度较慢的孙何反而受重视，一些向来以快为荣的考生都还只当是偶然现象，根本没有料到这是太宗有心要惩治单纯求快的人。因此，以李庶几为首的一批通过了会试的快手们对孙何夺取省元很不服气。他们特意聚集在京城一个著名的饼子店里进行写作比赛。扬言谁在厨师烙好一张大饼的时间内完成一韵诗，谁就是高手。吵吵嚷嚷，呼呼叫叫，旁若无人。

他们哪里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朝臣们耳朵里了。大臣们对这些人更加厌恶。待到殿试时，太宗亲自拟了一道更为冷僻的题目，从《庄子·寓言》中摘出“卮言日出”四个字作为赋题，决心再给快手们一点厉害瞧瞧。

殿试开场了。李庶几还没有完全弄明白题意，就急急忙忙胡乱凑了一篇，别人还在冥思苦想之时，他已抢先交了卷。他的同伙们一见，也就不敢细想，一个个随意乱扯，纷纷成篇出场。李庶几满以为这回状元是稳拿了。他的崇拜者也跟着一味地吹捧，更使他自我陶醉。还没等传胪（宣布殿试名次的仪式）、张榜，他就让仆人大肆张罗，为庆贺自己状元及第做准备。在确定名次时，朝臣们将他们在饼店搞比赛的事一五一十对太宗说了。太宗大怒，下令将他黜落，并且罚他两科之内不许参加殿试。最后的结果是：抢先交卷者纷纷落榜，“文思苦迟”而“文理可观”的孙何又中了状元，而且在宋代状元中首创了连中“三元”的奇迹。从此，以答卷的迟速决定名次的办法也就取消了，这一改革是合理的。

李庶几咸平元年、二年接连两科都未能参加殿试（此前有5年停止科举），直到咸平三年（1000年）陈尧咨榜才以省元及第。

钱易虽被黜落，却因此出了大名。他后来重新参加开封府的选拔考试，又想争第一而引起一场大争论，惊动了朝廷。经过反复讨论与复试，结果排名第三。这时苏易简在太宗面前极力称赞他的才华，太宗很惊喜，打算招他为  “白衣卿相”，但很快因繁杂的政务而淡忘了。咸平二年（999年），他终于进士及第，在真宗朝很受重视，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朝廷文告、命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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