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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则无迹矣。”向太后赞同：“甚善
！兼他两人皆未出居外第，但以此为言可也。”27于是，徽宗决定：“二王更令
从灵驾西行，只卫王去。”据说，“蔡王免行，圣瑞已喜，本不欲令去也。”大
概是母亲不愿儿子远行。神宗第十二子卫王赵俣生于元丰六年九月，第十四子定
王赵亻思生于元丰八年八月，均为林婕妤所生。其实，赵俣仅比赵似大三个月。
不让赵似西行，年龄实属借口，目的显而易见。
五、宫中起火与白谔上奏
或许是由于防范得力，章惇、梁从政护送哲宗灵驾西行，并未兴风作浪。但
在这前后，宫廷中发生了两件异常事件，均与朱太妃、蔡王有关。
一件是宫中起火。元符三年四月，“禁中有放火者，乃一私身，年十五，止因争
养娘，遂置火于椽下，未然，又以纸镫然之，烟起乃觉。”对此，向太后“甚讶
之”。她之所以惊讶，既由于宫中火禁一向甚严，更因为放火者“乃圣瑞殿中人
”。人们不免将此事与蔡王相联系。曾布身为年逾六旬的元老重臣，很有政治经
验，不欲“张大其事”，而是大事化小。他一面建议安抚朱太妃：“小人无知作
过，圣瑞必不所容。唯更当慰安之，使不至忧恐，乃为善也。”如若朱太妃“忧
恐”，或许还会惹出事端。一面主张严惩肇事者：“此虽凌迟不为重！宫中此禁
何可不严？”据说，由于徽宗“性宽，昨放火者被人告，欲只决杖，配嫁车营务
。”但人们普遍认为：“不可不行法。”此人才“伏法”，但不令“分解”。“
又有娘子者，知而不以告，亦决杖，逐之。”此案就此了结，由于处理得当，并
未造成震动。
另一件是白谔上奏。向太后素以不贪恋权势而闻名，其垂帘出于徽宗恳请，
并一再表示待哲宗丧事告段落即卷帘。可是内侍高品白谔在元符三年五月，公然
上奏“乞皇太后不候升祔还政”。“故事，内侍不许言事。”28白谔作为宦官，
居然不懂得这个起码的规矩。而白谔的身份又极敏感。“谔，乃圣瑞殿中人，简
王（即蔡王赵似）之师父也。”人们难免会怀疑朱太妃、蔡王因向太后拥立徽宗
而对其心怀不满，白谔无非是传声筒而已。难怪向太后抨击白谔：“教导简王极
不近道理。”而徽宗则“以太母故”，编管白谔于唐州（治今河南唐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处理白谔，曾布乃至徽宗的态度与向太后明显不同
。向太后说：“本欲不施行，但上意如此。”未必是真话。白谔的真诚同情者是
曾布，他对徽宗说：“以太母故，薄责可也，然施行不可过。”“上然之”，徽
宗的态度与曾布大体相同。曾布的观点与白谔几乎完全一致，他说：“此亦非独
白谔之言。外议有云：‘陛下已生子，皇太后弄孙，无可垂帘之理。’”甚至自
叹不如白谔敢于直言：“臣下亦颇有愧于（白）谔。”曾布趁机向徽宗进谏，其
主要内容不外两条：第一，要求向太后兑现“升祔后，即还政”的承诺；第二，
同时保证“既还政，自不当预闻外事。”徽宗表示：“固须如此。”曾布请求徽
宗绝对保密：“若此语一漏，臣无措身之地矣。”徽宗保证：“此何可漏。”这
次密谈表明，徽宗、曾布与向太后、韩忠彦已出现裂痕。29如果说徽宗当时亟需
太后垂帘，那么很快时过景迁。仅就这一点而言，徽宗、曾布这时与白谔乃至蔡
王、朱太妃越来越接近。由此可见，徽宗初年的政争何等错综复杂。直至白谔“
送五百里编管”后，曾布仍为其抱不平：“白谔断罪太重！”
六、邓铎牵出蔡王
经过长期积累，矛盾终于激化，蔡王府狱爆发。白谔作为蔡王的师父，彼案
尚未追究赵似；邓铎只是府中的小史，此案居然牵出赵似。究其原因，或许与前
案针对太后，后案直指徽宗有关。而这时向太后已卷帘并去世，徽宗大权在握。
邓铎案，史称蔡王府狱。
对于蔡王府狱，《宋史》卷246《神宗子楚荣宪王似传》有记载：“以王府史
语言指斥，送大理寺验治，（蔡王赵）似上表待罪。左司谏江公望上疏，以为：
‘亲隙不可开，开则言可离贰；疑迹不可显，显则事难磨灭。……臣愿陛下密诏
有司，凡无根之言勿形案牍，……’疏入，公望罢知淮阳军（治今河南淮阳）。
徽宗虽出公望，然颇思其言，止治其左右。”除此而外，了解此案的主要依据当
推江公望上疏。此疏较完整地保存在吕祖谦《皇朝文鉴》卷62《奏疏》、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卷32《宗室》、黄淮等《历代名臣奏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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