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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7《宗室》中。然
而由于江公望主张“一切包容”，疏中竟无邓铎的姓名，只说他“有不顺之语”
。30至于其“犯罪”事实及处理经过，均一概省略。现纠集零星记载，也仅知以
下数端。
一、此案发生于元符三年（1100）九月，蔡王刚迁居外第，府中书吏邓铎对
蔡王可谓“忠”心不二，明知已无可能，竟自称并亲笔写下9 个大字：“随龙人
、三班借职邓铎”，31确有图谋更换帝王、拥立蔡王为帝之意。殿直刘况不知是
朝廷安插在府中的密探，还是府中发生内讧。他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
将邓铎告发。此情不免引起徽宗对往事的回忆，他肝火大动，立即下令逮捕邓铎
，并亲自下诏彻底追查。由此也可看出，此案并非小事。
二、蔡王府狱由开封府推官吴师礼奉诏“主治”，但他并未一查到底，而是
大事化小。“狱成，不使一词及（蔡）王；吏虽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32
邓铎尽管被处以极刑，据说徽宗对如此追究此案仍不满意。“上颇以狱词平反太
过，盖法官不肯以指斥切害之罪罪之也。”33然而吴师礼未受影响，反倒升任右
司谏。 三、江公望被解职是由于“极言论救”。34给事中朱绂“亦坐缴奏，出知寿
州（治今安徽凤台）。”35左司谏刘正夫的态度与江、朱完全相同，但他的劝导
居然使徽宗“感动，解散其狱，待蔡王如初。”他对刘正夫说：“兄弟之间，人
所难言，卿独能及此，后必为公辅。”36一种态度、两种结果，或许正是徽宗内
心深处极其矛盾以致犹豫不决的反映。从感情上说，惩处蔡王最痛快；从理性上
说，大事化小才明智。难怪“徽宗虽出（江）公望，然颇思其言，止治其左右。
”
四、称徽宗“待蔡王如初”，亦非事实，至多只是故作姿态而已。蔡王虽“
诏令赴朝参如故”，但徽宗“勒令勤读”，37并加强监控。御史中丞席旦“以蔡
王见疑，因而挤之。”他“纠其私出府，请推治官吏。”38崇宁元年十一月，徽
宗宣谕宰辅：蔡王“痛引前咎”，“亦渐向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博得大
臣的好评：“陛下以天地之度，笃兄弟之义。”其实，蔡王“数违义训”。39
七、蔡王集团解体
徽宗初年，以蔡王为中心，以朱太妃为后台的政治集团的彻底崩溃，可以崇
宁元年（1002）二月朱太妃去世为标志。至于其分崩离析之势，则开始于徽宗即
位后。
就内廷而言，蔡王集团的最大干将莫过于都知梁从政。韩忠彦等上奏：“从
政意在党附章惇，今乃在君侧，理所未安。”40建中靖国元年三月，梁从政被解
职，与外任宫观。其罪名是：“佐佑章惇。”41至于蔡王本人，在蔡王府狱后，
更是心灰意冷，讲究实际，过着极其堕落的生活。他“与本位使臣等穿邸第后墙
，不冠带，私出宫门，步历廛市，与宗室相见饮酒，买宗女为妻。” 据说，徽宗
由于“笃于友爱，不忍致法于（蔡）王”，"已诏有司，更不根治。"其真实原因
并非“笃于友爱”，或许倒在于蔡王生活越堕落，对其皇位越不会构成威胁，完
全可以听之任之。蔡王“出入有从行之卒，垣墙有擅穿之吏，饮食有请召相见之
人，邸第有提按监临之官。”这些官吏均为朝廷指派，徽宗是否有意引导蔡王荒
淫，也未可知。蔡王物质生活富有，精神生活空虚，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短命。
崇宁五年三月，蔡王死去，年仅24岁。徽宗“辍朝七日”、“四临其丧”，42只
是行礼如仪。所谓蔡王集团，更是烟消云散。
就外朝来说，徽宗即位后，章惇集团即四分五裂。蔡卞一再在徽宗、向太后
近前“斥（章）惇定策事”，并表白：“元不曾商量。”曾布进谏：“卞与惇为
死党，今相失，故讦扬如此。”蔡卞力图划清界线，已无济于事。他在元符三年
五月即被解职，早于章惇。安惇的态度比蔡卞更积极, 大有与章惇决裂之势。他
“闻禁中有此议”，当即向徽宗表示：“欲率台中击章惇，且云俟祔庙后。”徽
宗怒不可遏：“当击则击，何禀之有？此岂是奏禀事！” 安惇“更无语，亦唯喏
,面赤而去。”他在当年四月即被解职，又早于蔡卞。与北宋后期政局反复，犹如
翻烧饼一般有关，当时士大夫大多“反覆不常，唯利是附。”最典型的人物是杨
畏，“昔人谓之杨三变，今（人）谓之杨万变。”最“经典”的语言是：“东也
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
。”43蔡卞、安惇这类变色龙出现于徽宗时期，不足为奇。元符三年九月，章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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