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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癸丑苏南大疫: 烂喉痧流行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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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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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医案问世以来，就有陆懋修等人疑为假托，而三十年代的谢诵穆干脆就断为托名以取重[ ]。此后陈方之也表示怀疑，其理由是“金葆三（德鉴之字）的辑要，乃是剽窃顾玉峰的《丹痧经验阐解》而成”，所以，“出于这样作风的人之手，叶论的真伪，确有可疑”[ ] 。令人有些疑惑的是，这种疑问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反而不见了。不管怎样，目前已有的讨论无论持何种意见，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全是依据医籍而展开，无论相信雍正十一年为猩红热流行的开始与否，都没有对当时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给予必要关注，似乎从没有人想问一问：那年是否发生过大疫，若是，会不会是猩红热且与叶案所述是否相合，而且又是从何处传入，怎样传入的。显然，如果不能转换我们的视角，从在医籍中兜圈子的研究中跳出来，必然很难使研究有所深入。让我们还是暂时抛开有关的争论，先来看看雍正十一年前后的苏南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雍正癸丑前后苏州的大灾与大疫
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很容易看到，雍正十年（1732年），松江、太仓和苏州的一些沿海或离海较近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潮灾，次年，继以大疫。现将有关记载录之如下：“（雍正）十年，（川沙潮灾），水稍退，尸棺塞河，流水尽黑，脂膏浮水面，水腥臭，鱼死。……明年，夏旱，大疫，死亦无算。”[ ]“（雍正）十年，（南汇潮灾），新旧尸塞河，脂浮水黑，禾稼尽烂，鱼亦死，岁大饥，民多食树皮、草根，转乞邻郡，所弃子女死亡无算。……，明年，夏旱，复饥，又病疫，死者亦无算。”[ ]“（雍正）十一年，（上海）大疫，大水，民饥。”[ ]“（雍正）十一年，（青浦）夏疫。”[ ]“（雍正）十一年夏五月，（太仓州镇洋县）大疫，死者无算。州县令地方每日册报死者之数，一日至有数十口。因虔祷城隍神驱疫，自是递减，至立秋乃已。（《子丑胪述》云：是年（雍正）十一年，春大饥，民毁屋以给食，继鬻其子孙。村落由榆树，争食其皮，道馑相望，至三月而疫大起。——原注）。”[ ]“（雍正）十一年，（宝山）春民大饥，夏民大疫。”[ ]“（雍正）十一年，（嘉定南翔）春疫疠大行。”[ ]“（雍正）十一年，（吴县）疫疠大作，人死甚众。”[ ]“六七月，（吴县）亢旱多疫。”[ ]“（雍正）十一年，（昆新）夏疫，民多死。”[ ]“（雍正）十一年，（璜泾）民大饥，饿殍载道，后复大疫，死者甚众，历半年犹未止。”[ ]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这次大疫多发生于夏季，特别是五六月，至秋乃止，不过太仓州镇洋县的疫情似乎从三月份就已开始。瘟疫显然是上年严重的海风潮引起的，潮灾不仅导致了民饥，体质状况恶化，而且还使环境受到污染，“流水尽黑”，可见污染已不是一般的严重。对于这次潮灾的后果，一些文献中还有更详细的描述：“水退之后，尸横遍野，并及棺骸，盈千累百，触目伤心。……村庄墓道抱树皆倒，寻复浸渍，水尽黑色。而近海之田，兼之人畜尸腐，尤为臭恶，鱼不能安，随流而下，七浦鱼人曾收网取之，莫可胜算。鱼价顿贱，人始而食，继则相戒，恐染疫疾也。明年春疫竟大作。……明春又减价平粜，民得稍甦。然老稚转沟壑，壮者散四方，沿门求乞，接踵于道，麦皮糟糠视为奇货，……而僵卧者犹累累。”[ ]“村落或有树榆者，争解其皮，皆一聚而白。流民道殣，积尸满野，日色曝之，浮臭郁蒸，行者为之不通。”[ ]在这样状况下，爆发瘟疫显然十分自然。对这次瘟疫的症状，地方志中大抵语焉不详，只有其辑录的文章中略有述及，比如在一篇《雍正十年潮灾记略》文章指出，“疫疠大行，本土之人，缠绵床第者，又十家八九，至秋乃安。”[ ]在医籍中，除了上述叶案外，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续名医类案》中，也有一则有关叶桂的医案：“雍正癸丑，疫气流行，抚吴使者嘱叶天士治方救之，叶曰时毒厉气，必应司天，癸丑湿土气化运行，……壮热旬日不解，神昏谵语丹疹，用神犀丹治之。”[ ]魏之琇（1722—1772），浙江钱塘人，比叶桂稍晚，此类案辑成于叶死后不久，应该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此外，吴江徐大椿的《洄溪医案》中有一段相关的记录：“雍正十年 ，昆山大疫，因上年海啸，近海流民数万皆死于昆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气，触之成病，死者数千人。汪翁天成，亦染此症，身热神昏，闷乱烦躁，脉数无定。余以清凉芳烈，如鲜菖蒲、泽兰叶、薄荷、青蒿、芦根、茅根等药，兼用辟邪解毒丸散进之，渐知人事。”[ ]
三、叶天士医案为后人伪托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这次瘟疫的发生，应跟环境特别是水污染有关，流行时间，基本在夏季，症状的特点是身热、神昏、谵语、丹疹以及缠绵，以此与上述叶案对照，明显多有不合之处：首先瘟疫流行时间，叶案中说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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