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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钱的东流对日本钱币文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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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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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绮，加等而还"［⑨］。其中的铜钱赏赐额很大，如永乐五年，"赐（日本）王白金一千两，铜钱一万五千缗……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金（两），铜钱五十缗"［⑩］。
明朝对贡物远逾市值数倍的"给赏"，致使日本等国正贡、附进物和贡使自进物、随贡人员所带货物的数额不断增加。日本由于对铜钱的迫切需要和贩运铜钱的获利巨大，输华贡品和物货的增加尤为突出，逐渐成为明朝财政开支的沉重负担和府库与民间铜钱巨额外流的主要流向。如日本贡船带来之刀剑，在日本国内每把市价八百至一千文，而明朝却给付每把五千文，差价高达五倍［①①］。此后，日本贡船所带刀剑数量激增，在第二期勘合贸易中第一、第二次勘合船所进刀剑不过三千把，第三次，即达九千九百八把，第四次跃为三万余把，第六次竟达三万七千余把。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于此前后十一次勘合中，日本输华刀剑不下二十万把［①②］。仅此刀剑一项，永乐、宣德期间明朝以给价方式流出的铜钱至少达一百万贯之巨，合当时明朝十年铸钱之总额。景泰四年十二月，礼部奏宫中反映了日本国这一突出情况，奏云："日本国有附进物，……比旧时（永宣朝）俱增数十倍，盖缘旧日获利而去，今日数倍而来"［①③］，已难依永、宣时旧例支应［①④］。
日本是中国明朝前期铜钱外流大潮中的最主要流向。
二、明中期紧缩铜钱外流和对日本的政策倾斜
宣德以后，朝廷对朝贡给赐有所"撙节"，其中铜钱付给一项，更因英宗弛用钱之禁后，国内流通需用之增加而渐见紧缩，自正统至正德时期，铜钱外流的数额与速度都逐步下降，对朝贡所进正贡外附进诸物的赏付渐向市价靠近。如景泰四年十二月，日本贡船携来之附进物若按宣德八年例赏付，"除折绢布外，其铜钱总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贯一百文，时直银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两有奇"，但"计其贡物，时值甚廉"。得旨，依有司之议，"估时值给之"，应合"钱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两，直铜钱三万四千七百九十贯"［①⑤］，最终则定为"除银、绢布外，给线五万贯"［①⑥］付赏后，日贡使允澎于次年正月上奏争乞云："蒙赐附进物价值比宣德间十分之一。乞照旧给赏"。奉诏"命加铜钱一万贯"。但"允澎犹以为少"，遂令"更加绢布给之"［①⑦］。实际上宣德后诸朝，对贡国赏付中渐不用钱，如景泰五年，"琉球国王尚泰久奏请将附搭物货照永乐、宣德间例，给赐铜钱"，礼部奏："铜钱系中国所用，难以准给，宜照旧折支绢布等物"。帝从之，不予铜钱［①⑧］。天顺、成化时期，朝廷对铜钱支付贡赏之费已紧缩颇严，如成化十年四月，琉球使臣沈满志等来华朝贡，"乞如旧制给铜钱。不许"［①⑨］。这一政策，对西太平洋地区依籍或主要依籍中国铜钱流通的日本、琉球、朝鲜等国影响很大，形成国内通货紧缺的局面，日本所受影响尤大。成化五年，日本室町幕府派贡船三艘来华，所呈国书中乞求给赏铜钱以济急，国书曰："今求二物（书籍与铜钱），伏希奏达，以满所欲，……，永乐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今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②⑩］。是年三月，日贡船三号船土官元树以"途中遭风，丧失方物"为由，"奏乞赐铜钱五千贯。礼部执奏不与，帝特准与五百贯"［②①］。明宪宗的这一举措，表明明朝廷在铜钱外流问题上对日本实行倾斜政策，不仅如此，还对日本继续有大宗额外赏赐铜钱之事。如成化十三年九月，日贡使又"述其王意，请于常例外增赐。命赐钱五万贯"［②②］。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正德数朝皆未铸钱，此增赐额按永乐、宣德时期年铸额计，已达半年铸钱总量，数额仍不小。但从明朝官方铜钱外流的大额流向看，已仅余日本一国；从铜钱外流的数额考察，则较永、宣二朝已显著减缩。
明朝在紧缩铜钱外流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虽对日本格外"施恩"，采取与其它国家有别的倾斜待遇。但除本国白银外，长期领先中国铜钱流通的日本，却面临通货不足流通阻竭的困境。为继续从中国取得相当数量的铜钱，日本加强了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铜钱走私活动。如史述日本"惟用中国古钱，每钱一文，价银四厘。向者福建龙溪私自铸钱市之。彼重中国之钱，不计龙溪之伪"［②③］又如广东新宁蚝冈之民以其私铸钱，"时与新会民交通，载往交趾、广西，或下海售之"［②④］。而在隆庆开放海上贸易之前，经"倭夷、贡寇必经之路"的浙江"倭巢双屿港"及"东连日本"，其民习于"载货通番"的福建月港走私出洋，运往日本的铜钱亦很多。
由于明代在万历中期以前，制钱铸行少，钱值居高不下，为民所宝用，走私流出之铜钱大多为南方沿海地区所铸之轻劣私钱，售价甚廉。故在此期间走私日本的铜钱虽多，但在总体上对明朝政府紧缩铜钱外流的政策实效，不发生多大的实质性影响。同时，中国民间私铸钱的大量流入日本，却填补了日本在明朝特许其继续获得部分中国铜钱后仍存在通货不足的巨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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