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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钱的东流对日本钱币文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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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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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朝隆庆以降铜钱东流的逐步止歇
明朝隆庆年间开放海上贸易后，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海上殖民国家，先后成为东亚中、日等国的海上贸易对象，贸易商品的主体构成和西太平洋区域的国际贸易价格都发生了与欧洲市场相联系的重要变动。明朝依靠生丝、丝织、棉织品及瓷器等商品输出所具有的巨大出超优势，获得大量白银的持续流入。日本对中国的商品需求也有相应变动，"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无若丝，次则瓷；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不厌多也"［②⑤］由于日本对中国生丝、丝绵、棉布、红丝及瓷器等商品需要量的增长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中日的差价扩大。海商走私铜钱的获利率已渐不及上述诸种商品的贩卖，贩运铜钱的行业遂趋低落，渐被中日海商所放弃。于是，继明朝政府紧缩铜钱外流之后，中国民间的铜钱外流亦趋低落。至万历中期日本开始自铸钱后，终渐止歇。明万历本《日本考》记云："（日本）今用之铜钱，乃铸，……另用以三文抵白银一分，总钱一千称为一贯，值银三两，由琉球、高丽以得中国之钱为样，本国照样铸之"［②⑥］。
中日之间丝、棉诸类商品的差价，虽在宣德、正统年间已很明显，亦有海商专事这类商品的贩运。但至嘉靖、隆庆时期，诸种记载中所录中日间差价，几乎皆云："利可十倍"［②⑦］，"其利十倍"［②⑧］，"通番获利十倍"［②⑨］。如其时丝价，朱纨《甓余杂著》记有宁波客人"哄称有湖丝"六担，卖于日本商人，"骗去银三百两"，合每担五十两。而史述当时日本"每百斤（丝）值银五、六百两"［③⑩］，中日之间的差价确为十倍或十余倍。以丝贩日之获利已远高于铜钱走私，商人求利，自然择优厚者为之。
隆庆以降，即使中国海商赴日之船，亦少见附载铜钱为货者。如万历三十七年，海尚陈振宇、陈德运赴日本坊津澳的货物为缎、绫、青绸、光素、素绫、丝绸、绸帽料、素绸、蓝绸以及大量天鹅绒、湖丝、毛毡、扣线等纺织物和纺织原料［③①］。又如明末崇祯十四年六至七月，郑芝龙有三艘商船先后到达日本长崎港，共载白生丝二万五千七百斤，黄生丝一万五千五百五十斤，各种纺织品十四万另七百六十尺。三船皆未运贩铜钱。其中七月四日抵达长崎的第三艘船所载货物总计白生丝一万四千斤、黄生丝一万三千五百斤，红绸一万匹，白麻布二千匹，白绸四千三百匹，缎二千七百匹，生麻布一千五百匹，天鹅绒四百七十五匹，白纱绫二万一千三百匹，绢丝二百五十斤，素绸四十匹［③②］此时，日本自铸钱数量增加较快，铸钱技术亦已娴熟，在其流通界完全取代中国铜钱之大势已十分明显，中国铜钱东流日本之历史遂告终结。
四、明钱对日本钱币文化发展的影响
元末，日本已有向中国求取铜钱供其国用实有损国体的看法。１３３４年，日本后醍醐天皇就曾于建元元年（相当于元朝元统二年）筹划自铸铜钱。事虽未就，但反映了日本统治层中确已出现摆脱依籍中国铜钱流通局面的意向。明中后期，日本通货之需求又受制于中国朝廷的铜钱外流统制政策，隆庆以降，又因海上贸易形势的新发展而使中国铜钱经商人之手输入日本的数量不断减缩，终使日本当权阶层进一步倾向于自铸铜钱以取代对中国钱币的依赖。１５９０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相当于明万历十八年），着手于实行先取朝鲜后侵中国的扩张计划，以取代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１５９２年（明万历二十年），终于爆发了中国援朝对日之战，日本自铸钱币之事遂成迫切之务。１５９６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庆长元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在丰臣秀吉主持下，日本开铸庆长通宝钱，正式开始了日本第二次自铸铜钱阶段。
在日本开铸庆长通宝钱之前，日本自室町中叶已开始仿中国洪武通宝钱铸宝钱，钱皆铸有记地文字，有背文作"加"、"治"、"木"三种，日本《东亚钱志》记其铸地为岛津氏领内加治木，用作对外贸易，俗称"加治木钱"。永乐通宝钱大量流入日本后，日本又仿铸之，对永乐通宝的仿铸量大大超过"加治木钱"，日本考古资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如宫崎县臼杵郡曾出土古钱７７１９枚，其中有洪武钱２７３枚，日本仿铸洪武钱１２３枚；永乐钱２００枚，日本仿铸永乐钱２５９２枚，越南仿铸永乐钱３枚［③③］。由于都是为填补当时日本流通中所依赖的中国铜钱的不足而仿造之明代年号钱，所以不是日本第二次自铸钱币的正式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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