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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钱的东流对日本钱币文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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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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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的光辉广被西太平洋地区，中国文化流泽日本尤为深厚，其钱币文化亦受中国深刻影响。日本古代货币史上，除依籍中国铜钱流通的漫长岁月外，仅有前后两次由本国官方自铸钱币的阶段，分别开始于唐代和明代铜钱大量流入日本之后。
以往学术界在中国钱币文化东传及其对日本之影响的研究中，多着重于唐、宋两代有关课题，尚未对明代钱币输入日本的情况及相关问题作探讨。本文专此作简论，抛砖引玉，以求正于方家。
一、明钱外流大潮和主要流向
洪武二十七年，禁用铜钱以维护宝钞流通。永乐、宣德两朝，虽仍继洪武禁用钱之政策，但未停铸钱，年铸额大略维持在十万贯左右，用于给赐"外番"和对外"采办"的大宗支出中。因此，永宣两朝形成了明钱外流的最高潮。及至正统初，弛用钱之禁后，随国内流通钱币总额的不断增长，景泰、成化时期，官方逐渐紧缩铜钱外流。嘉靖前后，铜钱走私已成为中国铜钱外流的主要途径，隆庆以降，铜钱外流渐趋止歇。
明钱外流的重要流向是日本、朝鲜、琉球以及越南和"西洋"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与明朝的经济交往中，皆以金、银及土特产换取中国铜钱与货物，如锡蓝对"中国麝香、宁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①］
明代对西北域外虽亦有部分铜钱流出，但数量不大。
明代铜钱外流大潮中分流虽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流向是日本。明朝洪武至隆庆、万历之交，正是日本足利氏流治的室町幕府时代，其地方各藩"大名"多赖商业为重要经济支柱，沿海诸藩尤重海商。全国商业发达，通货需求量很大，但其对"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②］日本天皇在呈明国书中亦云："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外牟"［③］。日本国内铜钱价甚高，"每一千文价银四两，其福建新铸钱（私铸劣钱），每千价银一两二钱"［④］，自中国输入铜钱，可获利三、四倍。故日本赴华贡使、随贡人员及海商人等，皆曾求获铜钱返日。
遣使臣赴异域采办方物和外国来华朝贡是明王朝官方外贸的基本方式。明朝廷在这类贸易中，多兼具"怀柔远人，示中国之富强"的目的，不仅采办给价优厚，在朝贡这种特殊贸易方式中，对入贡国的贡物、附进物都以"赏赐"名义给付远超实值的高价，并对贡使随进诸物亦予厚赏，还许其及随从、商贾人等以所带商货，于明贡领赏结束后，在会同馆开市二至五日。对日本随贡人员携货贸易，亦颇优渥，即使为违禁品，仍许其市卖。如永乐元年，日本贡使人等至宁波候命入京之时，以私运之兵器鬻予当地百姓。礼官奏报请有司依"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之故事治违禁日本人员之罪，成祖诏云："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齑以助资斧，亦人情"，令"其兵器亦准市值市之，毋阻"［⑤］。在上述朝贡及会同馆开市等对外贸易中，铜钱作为重要的支付手段。"永乐中屡用以颁赐外夷，宣德因之"［⑥］，铜钱不仅作为对朝贡的答赐而大量外流，同时，在朝廷准许的正、附贡外附带货物的开市买卖中，"蕃夷"诸商亦以货物、白银之类易取民间铜钱，随载而返。
此外，经朝廷外遣使臣采办方物或赍诏币封赏而流出的铜钱，数额亦甚巨。如永乐十九年四月，侍讲邹辑言："朝廷岁令天下有司织锦、铸铜钱，遣内宦赍往外番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⑦］。郑和于永乐年间及宣德中，七下西洋，宝船"多费金币"，载大量金银、铜钱用于对沿途各国的赏赐与贸易支付［⑧］。
经朝廷对朝贡国诸种赏赐情形给付中的铜钱外流，数量亦甚巨大。永乐时期，赐日本、朝鲜等东、西洋朝贡国的赏赍中常有铜钱一项，如永乐三年，成祖赐日本"其王九章冕服及钞、钱、[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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