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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战争前银贵钱贱变化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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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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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鸦片战争前夕，银贵钱贱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往以清政府定例银一两兑制钱一千为参照系数来说明鸦片战争前银钱比价的上涨幅度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它忽略了银钱比价中市价与例价的区别；银贵钱贱现象产生的时间也被人忽略。比较嘉、道以来市场上银钱比例的变化，可以认为银贵钱贱开始于乾隆中期，而不是与鸦片走私贸易泛滥同时出现；这一货币经济现象产生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的发展变化，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鸦片走私贸易导致白银外流引起的。
鸦片战争前夕，银贵钱贱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目前的史学界，普遍认为，鸦片走私猖獗，白银漏卮外洋，是导致这一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人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鸦片战争前夕的银贵钱贱产生于什么时间？它是与鸦片走私贸易泛滥同时出现呢？还是早就出现了呢？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鸦片走私贸易导致白银外流引起的？还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的因素引起的？弄清这一问题，既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揭示银贵钱贱产生的原因，准确地判断银钱比价上涨的幅度，又有利于加深我们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了解。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清代币制因循明代，实行银钱本位并行的货币制度。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作为一般商品的等价物，二者在商品交换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清代银钱之间的比价却比较复杂，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有不同的比价形式。归纳起来，有三种类型：一是"例价"，即定例。为清政府规定的银钱比价。清初政府力图通过行政手段，使银钱比价整齐划一，明确规定"每钱一千，值银一两"［（１）］，让人们遵守执行。但清代币制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以块状形式流通于市场，具有轻重互异、成色不齐、大小不一等缺陷。因此，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这一定例形同虚设，从它制订之日起，基本上没有执行过。正由于此，不管后来银钱比价如何变化，清政府都没有调整定例，可见其现实意义不大。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判定银钱比价的上涨幅度时，不能以定例作为起点。二是"时价"，即市价。为市场上商品交换中银钱之间的比价形式。市场上银钱比价的变化极为复杂，它总是远离清政府的定例，与其自身的价值和供求关系的变化相适应，形成自己的变化轨迹，构成银钱比价的基本形式。它客观地反映了银钱比价变化的情况，研究银钱比价的升降应以这一比价形式为基础。三是"折收"，即折价。为清政府在赋税征收中的比价形式。清政府规定赋税一概征银，而地方实际收入为钱，赋户纳税必须按市场银钱比价以银折钱。在折价中，碎银铸成银锭所费损耗"火耗"、运输途中所需费用"脚耗"等，均要税户承担。这样，在赋税征收中，折价一定高于时价。尽管折价以时价为基础，时价的变化决定了折价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化，但由于州县官吏利用征收"火耗"等机会，"任意加价，视为成例"［（２）］，使征收往往超出火耗许多，超出部分被称为"耗羡"。"耗羡"征收的多少，取决于官吏贪婪的程度。如康熙年间，陕西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成者，有加四五成者"［（３）］。雍正时多次下令禁止增收火耗，明确规定，如有发现，"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４）］。但实际上，作为官吏掠夺财富的一种手段，这一现象从未杜绝，也无法杜绝。随着后来银贵钱贱日趋严重，官吏"肆其贪婪"，乘机浮收勒索，至鸦片战争前夕，时价银一两兑制钱一千六百余文，而折价"竟加至二千四至二千五百余文"［（５）］。至此，时价对折收的基础作用已荡然无存，折收的高低，只能成为判定一个官吏廉洁与否的标准。显而易见，我们只有通过市场上银钱比价的变化，来考察银贵钱贱的出现和上涨的幅度。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至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银钱比价市场变化，见下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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