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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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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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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玉米等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等，都使同一单位面积土地的年产量大力提高。如果再将棉、桑等经济作物普遍种植的因素列入，那么，单位面积的产值就会更高。据《沈氏农书》和《补农书》提供的数据[103]，嘉兴、湖州地区一位长年雇工可耕种稻田八亩，舍去春花小麦不计，每亩产稻米三石，共得24石。该长工同时管理桑地四亩，一亩桑地产桑叶一百个(每个20斤)或八、九十个，以每亩产桑叶80个计，值银八两，四亩可卖银32两，折成稻米32石。八亩水稻田、四亩桑地合计每年共可得米56石，这即是这位长工的劳动生产率，比前面讲的松江西乡农夫年产米三、四十石的劳动生产率又高出许多。农业发展史告诉人们，即使在农业生产工具尚未使用机械的状况下，只是由于作物结构和种植制度的重要变革及投入的加大，也会提高土地利用率、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和民众生活状况的改善。因此有的学者将早熟稻的广泛种植称之为一场农业革命；两熟、三熟栽培制度是“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104]。那种认为，明后期的中国，由于人口、土地和粮食的压力，社会经济没有发展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明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历史事实。它为将更多的粮食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提供了可能，并激励一部分土地经营者从事商品粮的生产；为将更多的耕地从耕地总面积中切割出来种植经济作物提供了可能，经济作物的推广不仅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而且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商品；为将更多的劳动人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向工商业提供了可能；为城镇人口的增加，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提供了可能。这些都促使明后期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结构性变异。而越是农业生产力高的地区，手工业、商业、城镇越发达。这些地区代表了那个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很强的先导和示范作用。 注释：
①《诸司职掌·户口》；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户口总数》。
②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人口总量为4600万余；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人口总和为7300万余。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续。
③王世贞：《扶山堂别集》卷一八《户口登耗之异》。
④关于明初及明后期人口最高额参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王其榘：《明初全国人口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发展史》、葛剑雄、曹树基著《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田培栋著《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高寿仙：《明代人口数额的再认识》(《明史研究》第七辑)、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王育民著《中国人口史》、吕景琳：《明代耕地与人口问题》(《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何炳棣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等。
⑤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72。
⑥康熙《河南通志》卷一一《户口》。
⑦山东、北直、山西、陕西之数值皆参见梁方仲《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⑧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11章，三联书店，2000。
⑨《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⑩《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⑾《诸司职掌·田土》。
⑿日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明初耕地数额考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日本学者清水泰次认为，洪武二十六年数据不仅包括田、地，而且包括山、荡(《食货》半月刊第3卷第10期)。中国和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洪武二十六年数据“虚增”三百万顷(林金树、张德信《关于明代田土管理系统问题》，《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⒀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七《田土》。
⒁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第四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
⒃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续：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地亩总额524.7万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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