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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圩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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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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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如河道的淤塞，吴江石堤的阻遏水势等等)，湖水入海的通道不畅，以致北宋中期时，大量肥沃的低田都被水淹没，仅平江五县，积水之地即达40000顷。对于这个地方水患的治理，北宋时的水利学家郏郏侨父子、单锷、赵霖等人虽然看法各有不同，但都主张“治湖为田”，即兴筑圩岸，排除积水，防护田地，并在圩岸间开掘塘浦以决水。由于他们的倡议，北宋政府推行了增广围田的政策，因此从北宋中叶以后，浙西围田大盛[28]。但是，政府的推行，只限于一时一地，没有全面计划，往往只求近功，不计长远后果；围裹目的，又往往多在得田而不在治水；治水的其他措施，如开掘塘浦，修浚河道之类，也都未能贯彻施行；再加上豪强形势之家在政府鼓励或默许之下乱肆围裹，这就引起了浙西水道系统的紊乱，南宋时问题更加严重，豪右之家，“并吞包占，创置围田，其初止及陂塘，陂塘多浅水，犹可也，已而侵至江湖”。至宁宗时，“江湖所存亦无几矣”[29]，“陂塘淹渎，皆变为田”，“曩日潴水之地，百不一存”。结果，围田多半堵截水势，“稍觉旱干，则占据上流，独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视，无从取水；逮至水溢，则顺流疏决，复以民田为壑”[30]。使更广大的田地蒙受水旱之灾。以致南宋时龚明之说：“往时所在多积水，故所治之法如此(即筑围田——引者)，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于围田。”[31]
这样，两浙地区的大量兴修湖田围田，就使得一般田地大量减产，例如明州广德湖未废之时，受灌溉之利的七乡民田2000顷，每亩可收谷六七石，废湖后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七乡失谷无虑五六十万石，而湖田的收入不过数万石，损失大大超过了收入。此外，豪强形势之家，又往往借围裹为名，强占民田，或纵容奴仆恶佃欺凌人民。使得“民力重困”，“失业不可胜计”，“多致流徙”，也引起不少纷争和词讼，因而激化了这些地区的阶级矛盾。
另一方面，由于一般田地的减产，也就使得政府的赋税收入随之减少。如钦宗时，因兴修圩田，漕司暗亏常赋，多至数百万斛。南宋初年，余姚上虞两县，废湖以来，所得租课，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圩田收入，又常被州县移用，或用以补折其他民田减收之税，中央所得不多。而豪强形势之家围裹的田地又都不纳或少纳租税。这就损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也引起了封建国家与豪强形势之家间一定的矛盾。
因此，从北宋中期以后，就有许多人主张废掘浙东湖田，北宋末年更有人主张“尽罢东南废湖为田者，复以为湖”，南宋初年以后，更是一反北宋政府的兴修政策，除去几次例外，一再下令，或是严禁围裹，在湖边立下标记，不许增展，违者许人首告，给首告者以奖励；或是废掘现有围田，复以为湖，前后所下诏令不下数十次。这种禁令也尝在一时一地执行，如浙西曾开决张子盖围田9000亩，平江知府沈度于乾道元年被旨开掘围田14处10434亩，浙东开凿绍兴湖田用工68万余等等。但是，由于南宋政府的腐朽，在这个实质上是和大地主大官僚进行斗争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无力。现存文献记载中，既很少见到南宋政府在限制官僚武将广事围裹方面采取过什么坚决具体的措施，也很少见到南宋政府给那些违令围裹的人以任何处罚。相反地，豪强形势之家及寺观等倒是与地方官吏并缘为奸，竞相侵占，甚至“毁撤向来禁约石碑，公然围禁”，对于阻挡者，“辄持刃相向”[32]。以致围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无已。例如绍兴末年，浙西“潴水之地尚多”，隆兴乾道之后，“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又如秀州淀山湖，南宋初年侵占为田者达20000亩，其中山门溜一带的5000亩，两度开决，但均又被侵占[33]，到元时，淀山湖已大部为田，达93围，500顷，先为大地主曹氏所占，后归蒙古贵族[34]。南宋时浙西有围田1489所，元时浙西二县四州围田即达8000余围。腐朽而软弱的南宋政府根本无力阻遏这一趋势的发展。 五
恩格斯说过：“以往所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注意到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至于较远的只是以后才出现的，并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而发生效用的后果，则完全不受重视。”因此，在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下，“我们决不要过分夸耀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为了这样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是要对我们进行报复的。诚然，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首先第一着是有我们所预期到的后果的，但是，第二着和第三着却有完全别样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它们往往把第一种后果的意义消灭下去。”[35]圩田的出现及其后果，正生动地印证了恩格斯的这个论点。
由上可知，圩田这种水利田，其兴起是出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是劳动人民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但终于成为地主阶级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手段。其对农业生产的自然和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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