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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关于商人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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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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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何免之有？何以为免民之力哉？”[9] 市易司的这种偏差很快得到纠正。说明行会政策并不是针对所有商人的，自有其适用范围。
宋代官府控制行会的主要目的，一是征收商税，过税和住税是宋代商税的两大主要税种，其中过税主要征之于从事转运贸易的行(xing)商，住税主要征之于有固定店铺摊点的坐贾，行会商人作为城镇坐贾的主体部分，因而是住税的重要征收对象。二是实行科配。“科配”的本义，是强制性分派，因此也有科率、科索、科敷、均配等名目。如果是强制性分摊购买，一般称之为科买，也叫科市、配买、回买等；如果是强制性分摊出卖，则可称为科卖、配卖等。根据王曾瑜先生研究，科配是宋代城乡并行的摊派，不独行于城市。[10] 对于城镇的行会商人来说，科配主要是应付宫廷、官府对各项商品的需要，其性质属于行会商人承担的差役，即行户利用自己的资本和经营的商品，在流通领域轮流着为官府服役。[11] 官府向行户科配物品时，并不是平均分派给全体行户，而是根据各行利入厚薄和“行人等第”即应役行户户等之高低进行摊派，利入多的行业及上等行户分摊的多，利入薄的行业及行户分摊的少。各行会之行户轮流应役，大抵是每旬一轮，谓之“当旬”。这种量力科配的原则，较能与行业差别和行会成员的经济状况相适用。具体地说，行户承担的科配包括买和卖两个方面，以买为主。买即科买，官府在年初下达科买的品种和数量等计划，要求“给限供纳”。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规定，宫禁“取买物许于杂买务下行收买”，“各令行人等第给限供纳”。[12] 宋仁宗皇佑四年又规定，宫禁所需诸物，“先须勘会库务委阙者，方得下行”。[13] 即官府仓库的现存物品中没有的才能向行户配买。总之是“京师供百物有行，官司所需，皆并责办”。[14] 各地方官府需要的物品也大都由行户供应，所谓“州军县镇遇有抛买，依前下行户供应”。[15] 官府有临时需要而库存不足时，也常常追加科买额。官府向行户科配的内容还包括科卖，即由行户负责销售官府的剩余物资。宋真宗时，曾诏令将官营作坊制造的“无字号、不及色额器物钗钏，即付行出卖”。[16] 宋神宗时，河北路为筹措推行青苗法的本钱，将朝廷调拨的“山东绢配卖与诸州军坊郭人户，每一匹估钱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以来，限半年纳钱，尚有近下等第人户有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者”。[17] 官府有时还把难以出售的茶、盐、酒等官营禁榷专卖物品摊派给行户代销。如宋孝宗时，官营场务将“积压年深，以致陈损不堪食用”的陈茶，“多是科抑铺户，或令栏头认数出卖，拘收价钱”。[18] 有的地方把官营场务的酒“勒令行老挑担抑 表，立定额数，不容少亏”。[19]
行会商人除向官府承担科买、科卖物品等任务外，还要协助官府检查官物的质量。“官物不限多少，并差行人看验”。[20] 官营手工业作坊中的质量检验工作也常常差派行户负责。如南宋将作监文思院制造金银器物，向来“系临安府籍定铺户一十名，监视钚销，交付作匠”。这十名铺户应该是临安府从金银行会中选拔的，他们轮流当差，工作的内容是，每日开工时，文思院作坊将“合用金银，各支一色，令铺户看验色额、秤盘；遇晚收作，令铺户将器物再行看验，元色额秤盘数足，方得入库，同专、副封锁”。[21] 这是官府利用金银铺户商人的专业技能，对官营作坊的生产从原料到成品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在这些官营作坊从事生产的手工工匠多数是按“匠籍”雇佣来的，估计行户在此当差也能领取相应的报酬。
官府令行会商人承担科买，在原则上并不是要无偿地掠夺行户商人的资财，而是为了保证官需物品保质保量的及时供应。因而官府科买的物品按规定都是要付钱的，其价格称作“时估”。所谓“时估”，就是根据现行市场价估计、预测的未来价。大致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起，逐步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时估申报和稽察制度，由中央的三司主管，其制定则由各地政府负责，在京师是开封府，在地方是州县。京城制定时估的部门是开封府司录司。具体的操作程序是，每旬的最后一天，司录司把各行会应役的行户招集起来，与司录司官员一同商定下旬供纳物品的价格，即时估，并将商定的各行物价写成表状，在下旬的第一天用公文的形式，分别报送供办宫廷物品的杂买务和负责国家物资储备仓库的提举诸司库务司。无论是杂买务还是提举诸司库务司需要物品，都不必再与行户讨价还价，只要命当差的行户把所需物品送到，由官员当面根据时估计价还钱即可。由于时估是依据现行市价预测的未来价，又每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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