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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关于商人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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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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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评定一次，因而时估与市价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不能完全与市价吻合，却终究相差不远。更由于时估是由行会商人和政府官员共同商定的，就必然使得商人在定价上拥有了较大的权力，商人有可能在评定时估的过程中反映自己的意见并保护其利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官吏的敲榨勒索。这与唐代以前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官府手中有了很大的不同，充分体现了宋代政策上的宽松。
通过科配和时估，官府和行会商人建立起了商品买卖关系，尽管这种买卖明显地带有政治强制性，交换并不是自由的，买卖双方也不是平等的，本质上仍然是对城市工商业者的劳役剥削，但相对于唐代科配和宫市无限制无定价的掠夺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把一部分官府消费纳入了商品交换的轨道，对城市市场的扩大和工商业的繁荣有较强的刺激拉动作用。在宋代，国家庞大的行政性、军事性消费需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按一定价格向行户科配物品的制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科配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它的强制性和一定程度的掠夺性。无论是配买、配卖，还是为官营作坊检查质量，就行户而言都属于当差服役，是必须承担的义务，若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就会受到处罚。宋神宗熙宁六年，“三司副使有以买靴皮不良，决行人二十”。[22] 这是因行户供应的物品质量不佳而受罚的例子。次年，汴京“米行有当旬头曹斌者，以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自雉经以死”。[23] 这是行户因惧怕完不成配买数量而自杀的例子。由此可见科配制度的强制性是很严酷的。掠夺性主要表现为配买时拖欠价钱，有时甚至分文不给。北宋“京师置杂买务，买内所需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24] 这无疑成了唐代宫市之弊的重演。南宋时，真德秀说：“物同则价同，岂有公私之异？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者，又有所谓行户者，每官司敷买，视市令直率减十之二三，或不即还，甚至白著”。[25] 官府买物，“若使依价支钱，尚不免为胥吏减克，况名为和买，其实白科？”[26] 所谓“白著”、“白科”者，皆白拿不给钱是也。尽管这种行径在法令上是禁止的，宋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打击措施，如宋哲宗元符年间颁布的敕令规定：“在任官卖买物，旋行增损实直及抑非本行卖买物者，有徒二年之制”。[27] 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知衢州王 严因“下行买物不支价钱”而被撤职。[28] 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禁绝此弊。科配给行户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在汴京，因为官府的科卖量大，行户的负担尤重。“初，京师供百物有行，虽与外州军等，而官司上下须索，无虑十倍以上。凡诸行陪纳猥多，而赉操输送之费复不在是，下逮稗贩、贫民，亦多以故失职”。[29] 于是，“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辄走失数家”。[3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变法时期，在以募役法取代差役法的基础上，推行了免行钱法。即大体上根据诸行业利入之厚薄及行户资产的多少，把行户分为上中下三等，按月或按季向官府交纳免行钱后，“与免行户祗应”。[31] 官府购物不再向行户科配，行户也不再为官府当差。这项改革在商业领域中缩小了劳役制，对于促进城市商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免行钱法蜕变成了官府加重盘剥行户的工具。宋徽宗时，“开封府将已纳免行钱入户又行科差，显属违法骚扰”。[32] 既要纳免行钱，又要照旧承担科配，行户的负担反而更重了。
再看关于牙人的政策。
牙人是在买卖交易中撮合成交的经纪人，属于一种特殊的商人。这种职业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牙人的种类也有了增多。宋代的牙人不仅说合贸易、拉拢买卖，有的还接受委托、代人经商，甚至揽纳商税等，在商业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宋政府十分重视牙人在契约买卖和赊欠贸易中的担保作用，要求契约的拟定等必须有牙人担保，以便监督买卖双方履行合同，在处理经济纠纷时取得更多的人证物证。如茶盐贸易中赊买赊卖盛行，政府用法令规定由牙人监督签约和货款偿还，没有牙人参与签署的契约合同，是不规范不完整的，在发生经济纠纷时官府不予受理。牙人既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又因他们多数“乃世间狡猾人也”，[33] 存在着侵渔百姓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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