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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与唐宋专卖制度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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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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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没有形成成熟、切实可行的禁榷之法所致，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对于专卖制度在唐宋时期的变化，只能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去探寻内在原因。否则，就会得出一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唐宋时期，专卖制度从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的转变，确立起了入中法在中国专卖制度史上的地位，对后世影响甚大。金朝白海陵王“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②仿宋钞引法之制，以一定数量的盐为一套，一套一钞；商人于京城、山东、北京、西京等地输钱买引，然后持钞引到盐场请盐贩卖。元代，亦仿宋钞引盐制，盐的生产由官府统一管理，以四百斤为一引，官府于各地“置局卖引，盐商买引，赴各场关盐发卖”。茶法，“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实行以引召商行茶的办法③。
明代，“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大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人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洪武四年(1371年)，“定中盐例：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蔡、陈州、北通州诸仓，计道里远近，白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道险地远，则减而轻之。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人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同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板，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 “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④至明中叶，由于权豪势要纷纷纳粮中引，致使盐商持引不能支到食盐，出现“积引”，盐商失利，开中之法渐废。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廷始行纲盐法，将商人所买盐引，编成纲册，分为十纲。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现引。商人持引，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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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改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② 《金史·食货志》。
③ 《元史·食货志》。
④ 《明史·食货志》。
纲册上注明的支盐点(盐窝)支盐发卖。很显然，不论是开中法抑或是纲盐法，都具有入中法(入中——商人持引——折中)的最本质内容，因而，它们都是入中法的继续和发展。清代，经过清初整顿盐务后，“其行盐之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官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唯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①据有的学者研究，清代，“实行官运官销的只有云南，其它各地都是官督商销”②。所谓官督商销法，具体内容是：盐商向官府纳钱买引，领取支单，然后赴盐场支盐，在官府划定的专卖区内销售。不言而喻，这种官督商销法也是由“入中——商人持引——折中”这样一个过程构成其主要内容。因此，它也只不过是入中法的继续和发展。清代也是一个入中法的盛行期。
明清时期的茶法在基本做法方面与盐法相同。《清史稿．食货志》在讲到茶法时说：“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这里讲到的三种茶法，实际上只有“给引征课”属于专卖制度的范畴。因为“储边易马”的官茶主要是就边疆地区茶马贸易的管理而言，而“上用”的贡茶仅是一种传统的贡赋。史料中所说的商茶“给引征课”，就是官府以引召商开中茶叶。
以入中法为核心的间接专卖制之所以能在唐宋以后的社会中发展起来，并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入中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商人在瓜分盐利问题上所形成的尖锐矛盾。但是，应该强调，它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在入中法下，这一矛盾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商人为了追求厚利，入中时高抬价例，虚估茶引盐引，严重地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反之，国家为了追求厚利，则虚发钞引，使引多于茶盐，导致引钞不能支取茶盐。出现大批“积引”，致使商人纷纷破产。如北宋时期，蔡京屡更钞法，致出现“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环以死者”③的现象。不过，尽管如此，入中法毕竟使国家与商人的矛盾趋于缓和，从而既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说，从商品经济发展与专卖制度演变的辩证关系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唐宋专卖制度的转折，反过来，专卖制度从直接专卖制转变为间接专卖制，有效地将民间商人的力量纳入国家专卖制度的轨道，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以后，我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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