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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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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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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大变革时代。领主制经济的衰落是造成当时城乡对立运动特点与经济制度变迁的时代背景。深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发展的特点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对于科学地解答春秋战国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春秋战国时代“工商食官”制的瓦解
商品经济是共产主义以前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现象，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均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均有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以及社会分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商品经济本身不构成某种社会经济形态形成的标志，至多不过是某种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环节而已。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才发展到渗透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的地步。因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只是与自然经济相伴生的经济形态，是农、工、商诸产业分工结构的一部分，不能将商品经济当作分析社会性质的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
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页。）
春秋战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前有了显著提高，领主制经济呈衰落状态，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引起这种变化的起点，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领主制经济的解体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诚如吕振羽先生所言：“由于封建庄园经济的衰退和地主经济的代起，农村中便出现了大量相对过剩的人口；加之，适应于庄园经济的衰退而来的领主们对农民的扩大剥削等原因，又扩大了农民人口的逃亡。这种形势，由于商业资本与高利贷所直接或间接不断地渗入农村的作用，便愈益加剧了。”（注：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40页。）因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突破旧的宗法性、身份性的领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促进土地制度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在土地可被转让、抢夺之后，它作为商品形式可供买卖，也是自然而然地迟早要发生的事，非身份性领主贵族的商人也有权拥有土地，新兴地主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产生和壮大的。小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这种私有制的真正自由，没有土地买卖的自由是行不通的”（注：《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1页。）。地主制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形态等上层建筑也必将随之而变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是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地主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来榨取农民的地租，这种“新的剥削方式”是与其土地所有权的性质相统一的，土地赋予了人格，并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那样拥有纯粹经济的形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依附性，换言之，无论封建领主制经济还是封建地主制经济，本质上都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体系，商品经济都是从属性的，并不占支配地位，甚至“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7页。）。农村的经济关系侵蚀城市，封建土地所有制性质也浸透到了工商业中去。况且，城市中有大量农田及园艺田。城市中农耕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及其土地所有关系对工商经济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严格的“工商食官”制度，就是与周代领主制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性质相吻合的一种工商业经济管理制度。“工商食官”制不仅表明“食官”的生活来源，更是表明阶级身份。它不仅是职业的原始色彩的或分封制等级制下的社会分工，更是指官府垄断工商业的地位（注：关于“工商食官”制，朱家桢在《河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著文指出：“工商食官”只表明生活来源，不表明阶[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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