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于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原因，学界有一种影响甚为深远的观点，即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导致了井田制瓦解。本文认为，在井田制开始瓦解之时，铁农具和牛耕还没有出现，在井田制变革过程中，铁农具和牛耕数量极少，不能形成社会性的生产力，当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开始大量运用于农业生产时，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已基本结束。从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到战国早期，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木农具，并无本质的变化。而且，在功能上，石木农具和铁农具一样，同样具有个体劳动能力。因此，不管从时间还是功能上，铁农具和牛耕都不可能是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原因。

    [关键词]春秋战国；土地制度；铁农具；牛耕

对于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原因，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影响甚为深远的说法，那就是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导致了井田制的瓦解和战国授田制(或土地私有制)的确立。①这一说法因被大、中学的教材采用而深入人心。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在史实和逻辑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故撰此文，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春秋战国土地制度的变革

    春秋战国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井田制变为授田制。井田制是西周主要的土地制度，是古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小雅·大田》：“渰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腾文公上》：“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周礼·遂人》有“十夫有沟”，《匠人》有“九夫为井”。分别有八家、九家、十家为一井的。这样整齐划一的布局显然具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公田”、“私田”的划分并非主观臆想，因为建立在古代公社废墟上的国家残存有公社及其所有制，是中外古代史中的一种普遍现象。②公田由全体成员合力助耕，收获物归公，用于上缴国家赋税和公共开支，私田归个体家庭耕种，收获物归自己。③井田制实行古代公社换土易居的制度。《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财均力平”。张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④换土易居的目的是调剂肥境，达到财均力平。这使得个体家庭对土地的使用具有不稳定和短期的特点。

    井田上的劳动者是有血缘联系的家族公社成员。《诗·周颂·良耜》：“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郑笺云：“百室，一族也。……一族同时纳谷，亲亲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间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逸周书·大聚》：“维武王胜殷，抚国绥民……发令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卹，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间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饮食相助，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定，民乃归之。”朱右曾的《逸周书集训校释》认为，“旅”当为“族”，“合旅同亲”应是“合族同亲”。《礼记·大传》说：“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可见，这种互助互爱的尊尊、亲亲(孝悌)关系正是宗族血缘关系的内在特征。家族公社(宗族)是作为实体存在的，既是社会的基层组织，也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家庭淹没在家族公社(宗族)中，尚未从家族公社中独立出来。

    西周土地制度是国有制，周天子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第次分赐其子弟和臣属。《礼记·礼运》：“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周王对所授封土有予夺之权。《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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