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铁农具和牛耕作为井田制变革的动力，在方法上存在着两个错误：一是时空上的错位，本来井田制瓦解和变革的时间在先，铁农具和牛耕开始使用在后，当把它们颠倒过来，就形成不存在的因果关系；二是把刚出现的、个别的农具与技术，作为普遍性的因素加以夸张，这是典型的“选精法”和“集粹法”的错误。[44]

生产工具没有变化，土地制度却出现了重大变革，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呢?这正是学术界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6、31—34页；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16—318页；蔡元土：《井田制演变过程试探》，《福清师专学报》1982年2期。吴慧：《井田制考索》，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92—97页；史建群：《井田与井田制度》，《农业考古》1989年1期。

②参见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42页。

    ③对于“公田”和“私田”的划分，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公家所授的方田一律都是公田，即井田，在方田以外所开垦的土地便是所谓私田，公田是不能买卖的，要给公家上一定的赋税的，私田却真正是私有财产，在初完全无税。这是郭沫若先生的观点，目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已很少。

    ④《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注。

⑤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4—40页；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5页；韩国磐：《试论春秋战国时土地制度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2期；黄子通：《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6期。

⑥刘泽华：《论战国“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张金光：《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袁林：《战国授田制试论》，《社会科学》1983年6期；吴荣增：《战国授田制研究》，《思想战线》1989年第3期；张玉勤：《论战国时期的国家授田制》，《山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晁福林：《战国授田制简论》，《中国历史文物》1999年第1期。

⑦⑧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92—293、27—28页。

⑨《商君书·徕民》。

    ⑩《商君书·算地》。

    ⑾裘锡圭：《战国社会性质试探》，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中国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⑿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6、31—34页；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16—318页。

    ⒀参见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第20—22页；蔡元土：《井田制演变过程试探》，《福清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史建群：《井田与井田制度》，《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⒁雷从云：《战国铁农具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考古》1982年第3期。

    ⒂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2—33页。

    ⒃王德培：《西周封建制考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38—41页。

    ⒄蔡元土：《井田制演变过程试探》，《福清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吴慧：《井田制考索》，农业出版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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