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解释之所以把铁农具作为井田制到授田制变革的动力，是认为铁农具具有个体生产能力，而木石农具不具备这种能力。这实际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战国晚期，铁农具逐渐增多，但木石农具仍在使用，1955年在石家庄市市庄村发掘的赵国晚期遗址中，铁农具占全部铁、石、骨、蚌工具的65％，⒅即石骨蚌农具仍占35％(如果考虑因腐烂而无法发现的木质农具，非铁农具的比例还会更高)。显然，战国晚期，大量的仍然使用木石农具的个体小农是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即使至西汉，铁农具也没有完全取代木石农具，木石质农具农业生产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盐铁论·水旱》曰：“盐铁价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南方一些地方，木石农具的广泛使用甚至延续到魏晋南北朝以后。⒆这些事实说明，铁农具尽管是一种更为进步的生产工具，但就个体劳动能力这一点来说，使用铁农具与使用木石农具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可见，使用铁农具和牛耕，个体家庭才具有独立耕作能力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因此，我们认为，上述两种把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作为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原因的解释，是难以成立的。
事实上，从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到战国早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在距今8000—7000年的磁山、裴李岗新石器早期文化时期，农业已经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在遗址中发现有石锛、石斧、石铲、石锄、石镰、石刀、骨铲、骨刀、蚌铲、蚌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还有石磨盘和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农具以磨制为主，制作精致，种类配套齐全。石斧在当时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用于砍伐树木，开辟耕地，石铲用于翻土播种，石刀、石镰用于收割，磨盘和磨棒用于加工粮食。从耕地的开垦，作物的种植、收割，到收获物的加工等主要工具已经具备。其后的仰韶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几乎没有超出裴李岗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只是制作上有所改进，形式上有所变化。甚至河南龙山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的也还是这几种。⒇二里头文化使用的仍然是石、木、骨、蚌的工具，其中以石器为最多，骨蚌器次之，也有木器。从样式上看，这些农业工具，如扁平石铲、凹刃石镰以及穿孔石刀等，与龙山文化相比并无多大区别。[21]
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制造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程度，但器皿多为礼器、兵器、车马器、乐器等，属于农业生产工具则极少。[22]这与处在青铜时代的世界各国都普遍缺乏青铜农具的情况非常相似。而且，大多数青铜农具是出土于贵族墓葬中的，青铜农具作为随葬品，葬于并不实际使用它的贵族的墓中，是葬制的需要，抑或统治者“籍田”时的象征物，尚需进一步研究，但不是用于农业生产则是显然的。青铜农具为何不可能大量使用呢?理由正如众多学者认为的，铜在当时是珍贵的，首先要用来铸造武器、礼器和用器，即满足贵族统治者的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平民当然就没有条件作为农具使用了。[23]
由于对古代文献产生的年代存在争议，对文献的记载有不同的解释，因此考古发掘的实物就成为研究中国冶铁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依据。从能够冶炼铁，到冶铁技术的改进，又到铁器实际应用，再到铁器广泛运用于生产活动，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刚开始使用铁器时，质量差、数量少。恩格斯就说过：“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24]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是河南三门峡虢国大墓中出土的铜柄铁剑。[25]这件铜柄铁剑是块炼铁制品。块炼铁是在较低温度下用木炭还原铁矿石，得到的比较纯净但质地疏松的铁块。[26]块炼铁在加热锻造过程中与炭火接触，碳渗入铁中，使其增碳强化，成为块炼渗碳钢。使用块炼渗碳钢技术十分费时费力，而且成本又高，只能用来制作部分兵器。[27]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生铁冶炼技术的国家。山西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的第四层发现铁片一件(编号为84QJ7T12④：9)，时代定为春秋早期偏晚；在第三层发现有二件铁器，一件为铁条(84QJ7T44③：3)，另一件为铁器残片(84QJ7T14③：3)，时代分别定为春秋中期偏早和春秋中期偏晚。两件铁器残片是白口生铁，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铸铁器残片，铁条是块炼铁。[28]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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