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铁质硬而脆，容易折损，不适宜铸造各种需要强度和韧性的农具。[29]为了克服白口生铁的脆性，大约在战国早期，发明了将白口生铁退火处理的柔化技术，制成韧性铁器。河南洛阳水泥厂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铲，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韧性铸铁。改善铸铁脆性的退火工艺，为广泛使用生铁提供了可能。[30]也就是说，直到战国早期发明生铁柔化技术以后，才有真正应用铁农具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还需较长时间。从考古发掘看，春秋到战国早期的铁器，多出自墓葬，数量很少，器形简单，形体薄小，不少是用金、玉、青铜作柄，有的铁器还错金嵌玉，它们无疑是作为珍贵物品埋葬的，这表明铁在当时还是一种稀有的珍贵金属。[31]这与至今尚未发现属于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冶铁遗址，正好互相印证。[32]韩汝玢先生对春秋至战国早期出土的铁器作了统计，共一百三十余件(分别属于三十九项发掘)。[33]在这三十九项发掘中，大部分为侯王贵族的墓葬，在一百三十余件铁器中，大部分为鼎、剑、玉径铁剑、金柄铁剑、金首铁刀、铜柄铁剑、鸟形牌饰、带钩等，钁、镰、鋤、鍤、铲等农具约三十余件，仅占总数的1／4。而在三十余件农具中，有些显然不是作为农具使用的，如山西长治分水岭12号墓和14号墓，规模宏大，随葬品极多，12号墓随葬品430件，14号墓随葬品1005件，均以青铜器为主，两墓墓主为贵族无疑。12号墓随葬品中有铁钁4件，14号墓随葬品中有铁铲3件，铁钁1件。可见，在春秋至战国早期，铁农具数量极少，即使应用于农业生产，其对于石木农具的汪洋大海来说，也只是涓涓细流，而且战国早期的铁农具，器类较简单，多小型器，因此，使用铁农具，个别劳动者或增强了生产能力，但难以形成社会性的生产力。
牛耕法大约起源于春秋后期或春秋战国之际。[34]牛耕的推广和普及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战国时代牛耕的使用还很稀少，这可以从当时的文献对牛耕记载的缺乏以及铁犁出土的罕见得到验证。[35]出土的极为有限的战国铁犁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犁的形制也比较简单，主要是V型犁，其犁首钝角120度左右，两侧铁叶长不及十厘米。这种犁是木制犁床，冠以铁制犁头，纵使牛耕起土也不能太深。[36]直到西汉前期，牛耕的使用还只局限在某些特定地区，主要是黄河中下游一带，在幅员广大的其他地区并不通晓铁犁与牛耕，而且即使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只有少数农家有能力使用它们。[37]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牛耕，并改进田器，牛耕遂逐渐普及。[38]
所以，从裴李岗文化到战国早期，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木农具，尽管在种类、制作技术上有缓慢的进步，但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三代文明，如上文所述，有一步一步的质的跃进……从前一个阶段到后一个阶段的跃进，并不伴随着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质的进步。考古遗物中的生产工具，如锄、铲、镰刀、掘棍、石环等等，都是石、骨制作的。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原料上，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都没有基本的变化。”[39]
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前后延续几百年时间。自西周末期开始，井田制已经出现瓦解的迹象。《国语·周语》：“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这种“籍田”是“国”中的公田。“籍田”与“野”中的公田一样，都是由古代公社的“公有地”转化而来。[40]“籍田”不应简单地视为一种礼仪，它体现着宗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的重要象征。“不籍千亩”反映对宗族整体利益的漠视，对宗族认同感的降低，说明井田制已开始瓦解。到春秋中期以前，“公田不治”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怀远人，劳心忉忉。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41]公田不治使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进行赋税制度改革以增加收入就成为必要。赋税制度改革是井田制变革的开始。齐桓公在位时(公元前685—前643)，实行“相地而衰征”，即按土地肥瘠的程度征税。这就改变了井田制原有的力役纳税形式。其后，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秦国的“初租禾”，都是改“籍”法为征收土地税的变革。在赋税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各诸侯国又相继变法。李悝在魏国“作尽地力之教”，实行“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42]的授田制。齐国“均地分力”，甚至小小的滕国，也实行“受一廛而后为氓”[43]的制度。秦国的变法最晚，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明确规定废除井田制。
显然，在井田制开始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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