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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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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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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称都，建都的行为称城。地位低的别子、余子或功臣大夫的采邑城堡曰邑，立邑的行为称筑，即《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谓：“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故而《诗·大雅》有所谓“宗子维城”的说法。西周时，无论都城还是采邑，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就经济形态而言还只是自然经济形态，没有私人工商业（洛邑等个别城市除外），不构成独立的城市生活方式。但是它们作为有别于乡村的聚落形态的特征已开始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领主制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进步，社会产业分工有了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乃在城市中大大发展起来，独立的手工业者与独立的商人产生了，出现了城市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这时的城市生活方式已告成立。在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态势，即进入了早期领主制封建社会向后期地主制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
在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阶段的过渡过程中，城市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具有腐蚀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积极作用，商人与地主的身份人格的统一，及其与农民阶级对立社会关系的展开，乃是社会过渡时期地主阶级发展壮大以及封建社会形态长期延续的主要根源。 三、市场货币关系的深化及其对乡村土地所有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城乡对立运动的规律，主要表现在城市在政治上对乡村的统治、在经济上对乡村的财富掠夺。在夏、商、西周时代，早期城市还没有独立的经济职能时，城乡的对立运动表现为浑然一体的城乡统一，城堡只是作为政治、军事的据点而存在。及至春秋战国时代，独立的私人工商业兴起了，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官营手工业发展和官营垄断商业作为主导因素而存在着，私人手工业发展的历程是极其艰难的，这与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国情相吻合。“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处处从属于作为前提的消费，供给从属于需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6页。）中世纪城市手工业生产的这种本质特征，限制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官营、私营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贵族领主的消费需要，而不着眼于广大的百姓平民，春秋时就有的“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注：《管子·五辅》；又见《孟子》。）的说法，便是这一历史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城市具有很强的消费性和经济基础的脆弱性，根本无法摆脱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用孟子的话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注：《孟子·滕文公上》。），城乡对立关系便简明地体现为领主与农奴的阶级对立关系和赋税贡纳等剥削关系，以及国与野、都与鄙的对立关系。从性质与作用上讲，中国中世城市与欧洲那种完全独立于封建统治秩序之外的自治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中国城市与乡村仅是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一元化体系上的两块聚落形态而已。这就是当时城乡对立关系的大体状况。但是，春秋战国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之后，对西周以来城乡对立关系是不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作用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换言之，城市市场货币关系的深化在某种程度上已影响了乡村，影响了土地所有制形态。尽管影响的程度并不及乡村与土地所有制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生产关系就本身来说却是崭新的、史无前例的。
城市经济发展以后，市场货币关系深入农村，大大小小的市场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出现了“野与市争民”的现象。当时，置市贸易十分发达。史载：“梁之东地，尚方五百余里，而与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三十有余。”（注：《战国纵横家书》。）“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注：《战国策·齐策五》。）这说明当时城邑中普遍设市，甚至将“市”的有无看成城邑发展的标志。在农村也有置市贸易或者自发的集市，按周制：“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注：《周礼·地官·遗人》。）《孟子》有所谓：“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注：《孟子·公孙丑》。）《墨子》谓：“市去城远。”（注：《墨子·杂守》。）《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因井田以为市，”这一系列现象，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城乡之间商品交流十分频繁，市场成为“四方来集，远乡皆至”（注：《礼记·月令》。）的人员聚集和商品集散之地，市场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乡居民正常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条件，农民需用的生产工具多从市场上购得，城市居民所需的粮食、蔬菜也多从市场上购得。“无市则民乏”（注：《管子·乘马篇》。），如果没有市场那是不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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