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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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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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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背景的，并且还主要是以城市（邑）为纲来划分的。战国时代社会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突出地反映在社会产业分工的发达上。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云：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踰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
又有谓：
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
《史记·货殖列传》亦曰：
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
在社会区域经济日益发展和各地产业日益分化的条件下，城市的作用以及长途贩运商业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拿关中经济区来说，“关中自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注：《史记·货殖列传》。）关中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在发生转移，初由雍转至栎阳，再转至咸阳，其转移的方向是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咸阳是关中平原的心腹之地，交通也很发达，东接三晋、齐鲁，南通巴蜀，也利于商业的发展。及至秦国灭蜀，秦惠王遣司马仪、司马错筑城，“与咸阳同制”。从此，巴蜀经济区便渐渐纳入秦国关中经济区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轨道，巴蜀的丹沙、石、铜、铁、竹、木、锦缎在秦都皆能买到，其风俗习惯也与关中相似了。所以，战国末年至秦初，关中地区便实际上成为全国的核心地带，史载：“（关中）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注：《史记·货殖列传》。）
相对于关中经济区而言，江南经济区是比较分散而且开发较晚的区域。但是自春秋时起，楚、越、吴三国迅速崛起，其国都皆为人文物产荟萃之地。战国时代，楚兼并吴越之地，乃有三楚、四楚之称。西楚之郢都有云梦之饶，北楚之陈有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楚之长沙（青阳）为“楚之粟也”（注：《史记·越世家》。），是楚国的粮仓。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江南经济区及其城市群初步发展的奠基时期，“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六朝政治中心的南渐和社会经济区域的大变动，南方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遍性的城市兴起与城市繁荣的局面”（注：详见拙文《六朝城市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新经济区发展中的作用》，《学术月刊》1992年第11期。）。因此，我们说没有春秋战国时代江南经济区的奠基发展，就不会有后来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振兴和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局面。
从关中、江南两大经济区发展的状况可以看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战国之世，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新现象。以城市为中心网络而兴起的经济区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时商品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使得本来发展极不平衡的各个区域以商品交换物资交流为纽带联结在一起，中国封建社会的面貌因而焕然一新，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趋势。诸子百家的文献对这一历史形势有着生动的描述，荀子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斵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注：《荀子·王制》。）
社会上各种行业的分工，各地区物产的交流，没有长途贩运商业和城市市场的繁荣，是难以想象的。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城市与乡村的分化，起源颇早，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分化的进程加速了，兴起了真正意义的城市；使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史进入到第三大历史阶段。就周代而言，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形态，以社会分工的进步与“工商食官”制的瓦解与否为标准，明显地表现为前后两个阶段。西周为其前期阶段，封建领主制盛行，按宗法分封的等级制度原则分配土地和人口，“建邦启土”，立“国”定“制”，各级领主建筑了大批采邑城堡。地位高的宗子领主，即诸侯国君的采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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