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张对《春秋》经传的诸多“复”字作具体分析，不赞成时它们作笼统而不切实际的结论。由此入手，本文对唐代陆淳与当代大学者杨伯峻先生相关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关键词]《春秋》经传；“复”与“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春秋经》文公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引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云：“还者，事毕；复者，未毕。”
　　今按：杨先生这里的引文，见《春秋集传纂例》卷八“还复”条，原文如下：“《公羊》云：‘还，善辞也，比‘复’为善也。《谷梁》云：‘还者，事未毕。复者，事毕。’文正倒也，当为‘还者，事毕；复者，事未毕’。”依此例，上引文公八年《春秋经》的意思就是：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因而事情没有办完。丙戌那一天，他向莒国跑去了。
　　同年《左传》对上引《春秋经》解说如下：“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焉。”穆伯即公孙敖。“如周吊丧”是他“如京师”要办的事。什么事呢?如《春秋》经传所说，那是因为前些时候周襄王驾崩，所以鲁文公派公孙敖做使者，到东周京城去吊丧。谁料公孙敖无意完成使命，还没有到京城，竟然携带本来用于吊丧的礼物，跑到莒国他早就看上的一个女人(己氏)家里去了。看《春秋》经传有关此事的记载，用上引古今大学者的解说，似乎已经文从字顺。然而事情是不是说清楚了?究竟有无可疑?
　　首先的问题是：公孙敖出使未果，为何说是“不至而复”?为何不说是“其事未备”或“未了”?为何不说是“无成”、“未遂”、“不果”或“不终”?在汉语训诂史上，“复”何时有了“事未毕”的意思?果真有“事毕曰还”、“事未毕日复”的通例吗?
　　《说文》：“还，复也。”《尔雅·释言》：“还，复，返也。”可见“复”与“还”有相近或相同的意思。然而遍考群籍，无论“复”与“还”，都不能直接表示事毕或事未毕的意思。说来还真有点奇怪了，本来“还”与“复”义近甚至训同，在《春秋》学家看来，在陆淳的书里，“还”表示事毕，“复”则表示事未毕，岂不是完全相反了吗?
　　陆伯冲证明“还”为“事毕”的理由是庄公八年《春秋经》有“师还”，文公十三年《春秋经》有“公还自晋”，《春秋经》宣十八年有“归父还自晋”，襄十九年有“士匄……闻齐侯卒，乃还”。陆氏认为此“皆不当更往又并合礼，故曰‘还，事毕’也”。原来其所谓“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当更往”，二是“合礼”。今按：庄八年“师还”，杜注说是“全军而还”。就鲁师而言，陆淳所谓“事毕”，意思大概是说：那一次出师的事毕竟是完了，毕竟可以称为“事毕”了。可是“师及齐师围郕，成5降于齐师”，结局是齐独纳郕，鲁师一无所获(劳师而未达目的)，凭什么算是“事毕”呢?终有费解之处。
　　陆氏关于“复者事未毕”的论证，用归纳法。在列举昭公二十三年《春秋经》的“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文八年《春秋经》“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宣八年“仲遂至黄乃复”三事之时，加上“之类……皆”的判断，显然是归纳推理。我们一一考察过陆伯冲举证的《春秋》之“复”，没有哪一件事不有违初衷，没有哪一件事是按其原来的意图做完了的。所以，如同关于“事毕日还”的论证一样，就其举证范围而言，陆淳所谓“复者事未毕”的归纳判断似乎也是对的。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如同庄八年《春秋》“师还”可否算是“事毕”仍有可疑，陆氏用以证明所谓“事未毕日复”的那些事，其实也都是完毕了的。所以，《谷梁》所谓“还者事未毕，复者事毕”一说也未尝不可以成立。譬如昭十二年《春秋经》“公如晋，至河乃复”，杜元凯注：“晋以莒故辞公。”晋人不让你“如晋”了，你鲁昭公还能怎么样?那事情不就完了吗?下次再去，那其实是下次的事。晋人何时要你去，你敢不去?那所谓再去或“更往”其实是无所谓“当”或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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