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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春秋经》“公孙敖不至而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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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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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字偏偏又意思不同?
我们认为“公孙敖不至而复”的“复”也是返回本国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与“至河(或雍)乃复”之“复”确实相同，但二者在意义上又有差别。“不至而复”的“复”是“复命”，“至河(雍)乃复”的“复”只是返回的意思，因为鲁公与郑伯身为国君，没有回国复命的任务。宣公八年《春秋经》“至黄乃复”的仲遂与公孙敖身份相仿，都是奉命出使，都有回国复命的职责。可以说文公八年《春秋经》“不至而复”与宣公八年《春秋经》“至黄乃复”两“复”字性质更多相同，都是出使者回国的意思；如果归途并无变故，如果两支奉命出使的人马都回到本国，那么，其差别只是复命者和复命缘由不同罢了。
现在可以提出本文最后一个问题了：既然公孙敖没有回国，那么文公八年如京师吊周王丧未果而复命者为谁?
依《礼经·聘礼》，古代国君遣使聘问，先命使者，“既图事，戒上介，亦如之”。上介为使者之副，使者与上介(副使)都是国君在朝亲自任命的。上介之下还有众介，所谓众介是使者与副使(上介)的随行人员。对受聘国而言，使者又称为“宾”。“使者归，及郊，请反命。”所谓反命就是复命。奉命出使他国，回国后应该报告情况，不可有始无终。周代聘礼已经很细密，制定了应付种种意外事故的礼节。譬如：倘若使者病亡，怎么办?“宾入竟而死，遂也……介摄其命……归，介复命。”
鲁文公八年秋，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到天子都城去吊丧，肯定任命了上介做公孙敖的副手。公孙敖一行未达京城，公孙敖携带吊丧的礼物奔莒而去了。而上介不思作为，不以鲁君使命为己任，竟返回鲁国向文公复命，如周吊丧大礼也就不了了之。复命者为上介，此上介姓名不见于《春秋》经传，后世不得而知。
历代礼家对文八年《春秋》经传记载的公孙敖未能如周吊丧一事多有批评。《朱子语类》卷八十三引某先生的说法，加上朱熹自己的议论，如下：“只如京师不至而复，便是大不恭。鲁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于经文甚当，盖经初无从己氏之说。”我们的看法：即使《春秋经》初无从己氏之说，若从周礼的立场出发，就不能不批评公孙敖“大不恭”而鲁君亦有罪。后来《左传》一语道破公孙敖当时的去向，其失礼之罪更加昭彰了。
其实宣八年“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亦失礼。“仲遂卒于垂”，据杜注，“垂”为齐地，则其人已人齐境，依礼应当将聘问之事办完。但仲遂终究是因疾病而复，与公孙敖因从莒女而失礼，毕竟不完全一样，失礼程度自有区别。又，既然公子遂病死于齐地，则公子遂“至黄乃复”必不是公子遂自己返回鲁国，而是同伴将他的尸体运回国了。对公子遂而言，宣八年《春秋》所谓“复”，应该是此人感觉身体不适，于是不再前行而掉头往回走。公子遂不幸病死了，也算因公殉职吧。其时归国复命者亦当为上介。出使之有“介”，成公十三年《左传》“王以为介”，昭十五年《左传》“籍谈为介”，皆可证。介为复命者，襄公三十年《左传》“游吉如晋还，闻难不入，复命于介”，可为《礼经》之力证。
宣八年《春秋经》“至黄乃复”句，主语是公子遂。这个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齐国名叫黄的地方，因病乃复，那是由于他不愿意死在异国他乡。他毕竟死在回本国的路上了。文八年《春秋经》“不至而复”句主语是公孙敖。这个公孙敖奉命如周吊丧，“不至而复”。如果这个“复”是回国，那与事实不合，因为公孙敖当时并没有回国。那也许可以理解为公孙敖的欺骗，但这只是猜测而已。宣八年公子遂一行回国复命的不是公子遂，文八年公孙敖一行回国复命的不是公孙敖，两者都只可能是当时的上介。《春秋》是史书，鲁《春秋》所记是鲁史，都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宣八年“公子遂如齐”一事的结局是公子遂卒于垂地，被同行者运回鲁国，复命者自是上介。文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一事的结局是：公孙敖奔莒，当时他奔莒而去了，复命者也只能是上介。两事结局只能如此，别的说法不可能成立。“至黄乃复”，公子遂走了一段回头路，至垂而止。“不至而复”，实际上并没有“复”。鲁国这两件出使的事确实都没有完成，这里可以说是“事未毕日复”。然而“复”的这种意义适用范围实有限，并不适用于别的范围；而且，即使在所谓适用的范围里，这种意义也不是“复”的本义。看来我们对《春秋》经传各种场合的“复”字只能做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不能做过于笼统的结论。
综上所论，可以抽出如下五条意见：1)“还”与“复”的基本意义相近甚或相同。2)文公八年《春秋经》“不至而复”与宣公八年《春秋经》“至黄乃复”最为相类，但两“复”字本义都应该是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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