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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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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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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商业者地位的上升和对城市的重要性，正是他们支撑起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局面，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郑国巨商弦高、孔门弟子子贡、《管子·轻重甲》中从事园圃农艺而谋生的“北廓之民”等等。
迄于战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局面。
首先，春秋时代兴起的旧城在战国时代得以发展壮大。其中，作为列国诸侯都城的城市成为战国各自城市群经济文化区的核心，以及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新兴国家的政治中心。因此，它们作为各区的中心城市在区域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诚如《盐铁论·通有篇》所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注：战国时代，温地即今河南温县，轵即今济原县，荥阳即今荥阳东北，宛城即今南阳市，陈即今淮阳县，阳翟即今禹县，两周城系指洛阳、巩二城。）上述城市只是当时城市的一部分。关中一带的咸阳、栎阳，此时已发展成富甲天下的名城了；齐鲁大地的陶、即墨、莒以及吴越的吴城、会稽，三楚的寿春、江陵等地皆为一方之会。据估计，战国时代的这类国都城市大都拥有数万户的人口，比如临淄有7万户，薛6万户，咸阳12万户，如果数据确实，且每户以五口计，则临淄人口有35万，薛30万，咸阳60万，在这些众多的城市居民中，亦工亦商亦农的人口构成肯定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反映着城市经济的繁荣。
其次，郡县制的大力推行促使大批中小城市（邑）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早在春秋中晚期，郡县制即已产生。《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左传》哀公十七年亦载：楚文王曾任彭仲爽“实县申、息”。如此看来，秦楚灭国不再封人，而设郡县长官以治的事情，已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迄至战国更是广泛存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以争城夺县为特征。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注：《史记·穰侯列传》。）；“秦七攻魏：五人囿中，边城尽拔……所之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注：《史记·魏世家》。）；赵曾“割济东城邑五十七与齐”（注：《战国策·赵策四》。），这种“三里之城，七里之廓”（注：《墨子·非攻》。）乃到“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注：《战国策·赵策三》。）的景象，决非虚言。再如“燕国攻掠东胡之地千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注：《史记·匈奴列传》。）。秦将蒙恬亦出击匈奴，占有九原，设九原郡，辖34县。因此华族与少数民族的接壤之地，兴起了一批郡县城市。同时在各诸侯国交界之地，亦有大批边境新城兴起。周人城浑到楚国新城（指韩楚交界的襄城新城），对其县令说：“郑、魏者，楚之耍国；而秦，楚之强敌也。郑魏之弱，而秦以上谷应之；宜阳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围之。蒲反、平阳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上梁亦不知也。今边邑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为主郡也，边邑甚利之。”（注：《战国策·楚策一》。）这些边境城市大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又是各国互市贸易的商品集散地，经济职能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者，战国时代城市经济大发展的又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各具区域特色的大小城市群经济文化区的兴起。一定的经济区，一般地是由具有某些相似性的自然地理条件、地域生产力集约化状况、风土人情等经济生活面貌集结而构成的区域单元。这些集结点，是指该经济区内对人口流动和物质财富交换产生巨大调剂功能的城镇，由各个集结城镇共同构成的城市群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而能够将区域内各集结城镇在经济上联系起来的中心城市，是由其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它对该经济区乃至其它经济区都会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和经济辐射力，从而深刻地影响该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早在春秋时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原始的几大经济区（如关中区、三晋区、江南区、齐鲁区等）。在此基础上伴随着领主制经济的衰落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社会区域经济随地域生产力向纵深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原先各经济区的分化与组合，许多大的区域通常被许多瑰丽纷呈的小区所代替。李学勤先生依据考古文化将东周时代分为七大文化圈（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即中原文化圈（指黄河中游的周和三晋）、北方文化圈（赵、中山、燕国为代表）、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和秦文化圈，是皆有其物质文明的属性，皆有其社会经济区域性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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