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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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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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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身份。它是封建领主经济体系下的一种官办手工业和政府管理商品市场的一种模式。邵鸿在《南开学报》1991年第6期著文《“工商食官”新解》，认为这里的“官”非指官府，而是职事。这些观点颇有新意，但值得商榷。）。
在春秋战国时代，井田制度走向瓦解，没落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新兴地主的排挤，一时便出现了土地所有状况相当混乱的局面。新旧生产关系交替之际的一系列矛盾便激发起来，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相适应，农、工、商业也都在矛盾中向前发展着，这主要表现在官营形态的农、工、商业与私人农、工、商业之间的矛盾。
私营工、商业的兴起，正是钻了“工商食官”制的空子，挖了“工商食官”制的墙脚。独立的手工业者、商人阶层出现了，城市经济相对繁荣了。过去它们只是以满足领主的需要为主要目的。其中，商贾的地位显比工匠身份为高，大多是领主的臣仆，不具有独立人格。同时，在领主制封建政权垄断性“工商食官”制下的工匠、商贾皆是执行官府差役的人，工商食官使实行关税制度成为无利可图。同时官商身份也有免税的特权。后来，商贾职业与封建领主的关系日渐疏远，行商坐贾也不一定是领主的臣仆、门客，在这种私营商业发展之后，领主只要在领地上设关卡收税就同样可获得远比商贾要多得多的利润，“关市之讥而不征”（注：《管子·五辅》；又见《孟子》。）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工商食官”的陈规旧制也日益松弛下来，这一商业经营活动正为一种先由地方领主后由国家拥有的统一管理商业市场的政府职能所代替。
私营工商业的兴起，这是对西周以来工商业发展的一个新突破。但与此同时，作为“工商食官”遗制的“处工就官府”（注：《管子·小匡》。），官营手工业仍然存在，并且还会有发展的趋势，其工业基础规模和技术实力毕竟是雄厚的；官营商业和官商也是存在的。所有这些新变化，正与土地制度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历史发展相合拍，封建领主制经济的阵地日益被新兴商人地主经济所蚕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掌握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实在是正确理解“工商食官”制兴衰的关键。
无独有偶，中世纪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走向瓦解过程中同样地经历过类似的历史进程。比利时经济学家亨利·皮雷纳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书中写道：
从十一世纪末起，世俗的和教会的领主们到处建立“新城”。这是称谓在处女地上建立起来的村庄，村庄的居民以缴纳年金的办法得到一块块的土地。这些新城市的数目在十二世纪时一直增加，它们也是“自由城市”。因为领主为着吸引耕作的人，答应对他们免除那些压在农奴身上的负担。一般来说，领主只保留对他们的审判权；对他们废除尚存在于领地组织的中的老的权利。……于是一种新型的农民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农民。后者以农奴身份为其特征；而前者享有自由。这种自由也是仿效城市的自由，产生这种自由的原因是农村组织受到城市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动荡。（注：〔比〕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3页。）
当然，农奴的解放并不是领主们的慈悲和施舍，而是数百年的封建社会经济规律客观运行的结果，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所以，他接着又说：
土地制度改变的同时，人的身份也改变了，因为两者都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经济状态的产物。长期以来领地竭尽全力自给自足的所有必需品，现在商业都可以供应。再没有必要每个领地都生产自己用的一切物品，只要到附近城市去就可以买到。……在一个为商业和城市经济所改变了的时代，旧的领地制度必然消失。商品流通变得越来越快，必然有利于农业生产，打破在此以前束缚着它的桎梏，把它吸引向城市，使它现代化，同时使它获得解放。商品流通使人摆脱长期奴役它的土地。（注：〔比〕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4页。）
商人及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是如此巨大，乃至将“旧的领地制度”推向埋葬的境地，从而代之以新式的生产关系，这是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经济史的真实写照，虽然古代中国的国情与中世纪晚期西欧各国的国情是有差异的，不曾有西欧那样由逃亡农奴建立起来的市民城市，也不曾出现西欧那样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对立，但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领地制瓦解而出现的商人强烈地影响历史进程的情形却毫无二致，史载：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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