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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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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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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适用”。它的建造，“不但是建筑的行为，也是政治的行为”。城邑的宫殿大小、城墙高低、规模上的等级制度完全表现着宗法性政治权力。（注：详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0—117页。）。
似乎城邑的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相比远在其次，这不能不说是春秋以前城邑的重要特点。
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我们发现，明显地呈现出春秋与战国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春秋时代的城市，从规模上看，可分为周王城、诸侯国都、大夫采邑和子男之城四个等级，抑或也有王都、大都、中都、小都之别。按周代礼制：“匠人营国（指天子之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注：《周礼·冬官·考工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注：李诫：《营造法式总释上》。）由此可见，按旧制，各级领主城邑的宫室尊卑“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注：《汉书·韦贤传》。）。即以九、七、五、三为二的级差递减。但在事实上，春秋时代的城市规模早已“僭礼逾制”了，反映了春秋时代封建领主等级制度已随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动而在发生着变化。黄国是周初分封的子爵，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潢川县发现的春秋时代黄国故城东西约1800米、南北约1600米，大大超过了周礼三里城的规定（注：杨履选：《春秋黄国故城》，《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鲁国是侯爵，本为方五里之城，而春秋鲁故城东西长处约3700米，南北最宽处约2700米，城周长约11770米（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楚国本属子爵，而春秋时代的郢故都遗址面积有16平方公里之大（注：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春秋秦故城雍东西长3300米，南北3200米（注：《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3期；《秦都雍城钻探和试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滑国故城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000米，中部宽700米，南部宽500米，呈南北长、东西窄的形状，国虽小而城不小（注：《河南偃师“滑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晋国原封于翼地，昭侯封桓叔为曲沃大夫，曲沃大夫势强，后来攻灭翼侯自立为晋君，是为晋武公，立都于今山西翼故县与曲沃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故绛）（注：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第1期。），不再都翼，史载：“曲沃邑大于翼”（注：《史记·晋世家》。），春秋以后晋都僭礼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城市兴起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大批中小城市采邑的修筑，见于史的筑城活动骤增，有的考古家视之为一场“大规模的筑城运动”（注：马世之：《关于春秋战国城市的探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都邑》所统计的各国城市有：周40、齐38、郑31、宋21、卫18、曹9、邾9、莒13、纪4、徐1、晋71、虞2、虢2、秦7、陈4、蔡4、许6、庸3、麋1、吴7、越11，总计达380起，仅见于《春秋三传》记载的就有70起，这还是不完全的记载。以至有的城市史研究专家估计说：“《春秋》、《左传》、《国语》共出现城邑地名1016个，其中有‘国’名为城邑之名者百余，这样推算春秋城市（邑）可达千余之论是有案可稽的。从逻辑上推论，春秋这190余国，绝不止一千个城邑，也就是说190余国的大多数，应该不少于10个城邑，而最多者应达百余以上，这样推论，国外学者认为春秋城邑可达二千之数是可信的。”（注：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这么众多作为区域性政治或经济中心的城市（邑）群的兴起，标志着我国古代真正意义的“城市革命”的到来，即城市由过去城堡、都城的发展阶段而跨入了第三个真正“城市”的历史阶段，“城市”的诞生，不仅意味着旧的依宗法分封而形成的城邑正在开始被新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城邑所取代，而且还意味着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城市的兴起与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社会繁荣，已使得时人深深地感受到历史前进的步伐在急速地加快，赵奢曾说过：“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注：《战国策·赵策》。）在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中，工商业人口所占的比重很大。如前文所述《管子》中有“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经济管理思想，特别是他将工商业者一道视作“国之石民”（注：《管子·小匡》。），反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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