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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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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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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自富。（注：《管子·禁藏篇》。）
商人于国，非用（庸）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取而利之，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注：《管子·侈靡篇》。）
上有天子诸侯之尊，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注：《韩非子·解老篇》。）（猗顿以盐业起家，而邯郸郭纵以冶铁治富。）
国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注：《史记·苏秦列传》。）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注：《史记·货殖列传》。）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注：《墨子·贵义篇》。）
由此可见，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冲击领主制封建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而手工业者和商人则是活的社会生产力。发生在春秋时代的“野与市争民”（注：《管子·权修篇》。）的现象，就是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和转移。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如同中世纪欧洲农奴逃离领主庄园的情况一样，都是对旧的封建经济秩序的冲击，都是对自然经济体系的否定。恩格斯说：
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9页。）
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正确估价春秋战国时代商人及商品经济的进步历史作用，无疑是恰如其分的。“工商食官”制瓦解了，商人地主来到了这个为反动领主阶级所统治的世界，他们的事业便同为推翻这个旧世界的人民解放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二、都城形制的变迁与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城市形态的形成
人类社会的进化，就其物质形态来说，主要表现在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上。其中，赖以广泛展开社会关系的聚落形态乃是人类社会物质属性的重要特征。人类聚落形态长期演变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乡村和有着特殊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的城市这两大类型。“城市本身的单纯存在与仅仅是众多的独立家庭不同。在这里，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它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0页。）换言之，城市自它形成的时候起，就具备与村落迥然不同的社会意义，其中城市所体现的社会分工的深化、生活方式的特色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都是乡村聚落形态无法比拟的，都表现出城市作为“一种独立的有机体”的社会复杂性。城市作为有别于乡村生活方式的本质属性表明，没有体现社会分工的私人工商业经济及其非农业人口的存在，就不能说有城市的诞生。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尚不存在城市，只能说是城市的发生时期，即城堡一都城的历史时期。
春秋以前，“城”、“邑”、“都”、“都邑”与“市”还是分别独立的范畴，况且该时期的都、城、邑往往是没有城墙的，有的仅是宫城有墙，宫殿、宗庙、住宅、手工业作坊遗址皆很零散地分布着，尚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有机体”存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都城遗址、河南郑州的商城遗址，湖北黄陂的商代盘龙城，河南安阳殷墟以及先周宗周的岐邑、丰镐皆是这类典型的例子。在陕西岐邑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官府宫殿、宗庙、屋舍遗址有岐山的凤雏、扶风的召陈、强家、庄白等地；周族人的住宅则广泛地分布在岐山的礼村、扶风的齐家多处地点；手工业作坊遗址也零散地分布在扶风的云塘、白家、齐家、汪家、召陈等村周围。这些彼此独立的遗址散布在东西3—4公里、南北4—5公里的范围内（注：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5年第10期；《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反映出城内的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松散的。各遗址之间的大片空地说明农业在早期城市中的主导地位，居住点的松散分布也反映出城乡刚刚分化的时代特征。像这种先周的城邑，按张光直的话来说，“对整个三代时期的其他城邑也应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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