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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白银的输出情况也有明显增长。前揭《文献通考》关于元祐间三市舶司的年收支数中，支出钱、粮、银、香药等"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其中，市舶司支出的白银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向蕃商博买市舶物资显然属于文中应有之意。这意味着白银已开始成为市舶本钱的价值载体，正式由宋廷的市舶司向外输出。而追溯元祐以前，熙宁二年九月制置条例司曾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使莫肯为，课人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使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锡冶坑市舶之事，条据利害以闻。"条例司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神宗的认可，并诏令发运司正副使同时"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①。宋廷从坑冶中获得的白银，也可能直接成为市舶司博买舶货的手段。
此后的市舶贸易中，不仅抽解、博买之余的蕃货仍在换取民间白银输出海外，而官府掌握的白银，也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用于博买，向海外输出。这正是北宋末南宋初，各地市舶司均存有数量不等的白银的重要原因。如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丙辰，南宋政权在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曾一度"命福建市舶司悉载所储金帛见钱白海道赴行在"②。所送纳的金帛中自然包含一部分白银③，且这些白银就是市舶司用于博买蕃货的本钱。相应地，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六日，福建市舶司废罢时，宋廷也没忘记将"其本司银器钱物并令起赴行在左藏库送纳"④。原准备用于输出海外的白银，因为宋廷的政策调整而暂时留在了宋境。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元丰四年(1081年)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等奏称：在海南岛，"自来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所直或及万余贯。自高化来者惟载米包瓦器牛畜之类，所直或不过一二百贯。"⑤也就是说，熙丰年间有大量内地商贾持续向海南贩运白银。奏书没详说所贩白银的用途，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用于博买南海舶来品的当为数不少。而其中用于博买舶来品的白银，一旦由商人贩运出境，则当然地构成了海外贸易中的白银输出。
因此，宋神宗至高宗朝，在海外贸易中白银输入有所增长的情况下，输出也大幅度增长，白银的流向总体上未发生全面逆转。即使把熙宁间市舶收入白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全部作为抽解数，把抽解比例设定为熙宁间的最低值十五抽一，通过市舶输入的白银总量也不过33810两。全年经市舶输入的白银，也仅相当于熙宁十年回赐注辇国白银的65％。而《宋史》述及高宗绍兴年间的情况时也称："南渡，三路舶司岁人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⑥正因为如此，熙丰至绍兴间，在钱荒不断加剧、铜钱购买力较为稳定甚至有所增强的情况下，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仍从每两1贯持续上涨至2-3贯⑦，白银的继续外流，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推动着银钱比价的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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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
③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卷364。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五。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
⑥ 《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⑦ 参见拙著：《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第177-178页、第198-199页。 三、绍兴中叶以后白银流向的逆转
南宋初建，扩大海外贸易，最大限度地获取市舶之利，是宋廷大力支持市舶贸易的根本目的。因此，宋高宗也反复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特别是广南市舶，只要提举官得人，"庶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①。但是，初建的南宋政府却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甚至博买蕃货的本钱也不免捉襟见衬。而在蕃商利少的情况下，绍兴初年的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中，白银流出的势头已开始受到抑制。而绍兴中叶以后，随着海外贸易形势的变化和宋廷有关政策的调整，白银输入超过输出的迹象开始显露，宋代海外贸易中白银的流向，开始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在贡赐贸易方面，绍兴以后海外人贡白银的情况与此前无太大变化，多在数百两至千两左右②。宋廷对海外来使的回赐同样不菲，且其中仍包含大量白银。甚至在常赐中，原来按例赐予铜钱者，也曾一度因为宋廷严禁铜钱出境而改赐白银。但是，这一变化对白银的流量影响不大，通常只在数十两之间③。而更为突出的是，宋廷常赐白银的规范化、特赐和答赐白银的制度化以及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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