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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住博买"的时间似乎不长，至迟嘉定十二年(1219年)已恢复了博买，而且博买中用银不少。因此，当年曾有臣僚上言："以金银博买，洩之远夷为可惜。"但是，也就是在臣僚指出了以金银博买的弊病后，嘉定十二年(1219年)宋廷"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①。此后，无论宋廷是否博买、博买比例如何变动，却与白银输出的关系已不再那么密切，白银输出受到了新的限制。
随着宋廷博买比例的下降，民间直接购买舶货的比例相应提高。这是否意味着仍有大量白银通过民间的渠道输出宋境呢?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从南宋时期的情况来看，宋境内白银长期不足，银价持续上涨。而南宋初年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之后，白银的购买力也很强②。反之，向宋境输出舶货的诸国，或产银而不用银作货币，或在香料贸易中早已用银作货币。前者如高丽、交趾，后者如大食、三佛齐、苏吉丹、登流眉、占城等等③。因此，对于从事宋朝与海外诸国间国际贸易的商人们来说，不远万里将香料等贩人宋境，将绢帛、瓷器和铜钱等贩至海外诸国，才能实现往来两利。如果所贩人的香料全部换成白银后再贩出宋境，他们将面临着损失回货贸易利润的危险。因此，将白银从购买力较强的宋境，贩至早已用银的南海，对不少商人来说实属不得已之举④。反之，在贩入香料等商品的同时，携带一定量的白银人宋购买更多的绢帛、瓷器，甚至将白银兑换成铜钱带出宋境，运往苏吉丹之类迫切需要宋朝铜钱的国家，则更为有利可图。因此，嘉定十五年(1222年) "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由吾无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货，犹未见其害也"。要求宋廷在市舶贸易中改变用银钱博买的积习⑤。这说明，至迟在宁宗嘉定年间，宋廷官员也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在民间商人间展开的市舶贸易，由于更多地按市场规律运作，其实际发生的时间当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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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185，《食货》下七。
② 参见拙著《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第四章。
③ 参见赵汝括著、冯承钧校注：《诸蕃志校注》，卷上，商务印书馆1930年2月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10月第2版。
④ 明代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曾录有林光朝在孝宗朝的如下议论："臣昨在岭外，见诸蕃之货，近年以来多是蕃人以厚赀停塌，而责官贾以数倍之息。所以如是者，谓其自有货卖之处。近闻蕃客十十五五，尝在都下自卖蕃物，而以金银为回货。今又闻转之他。"但通观全文，所言回货当发生在宋境之内，这也正是蕃商之所以在获得金银之后，仍须继续"转之他"的原因。且林光朝所论，主要针对的是长期留居宋境的熟蕃而言。但熟蕃将白银作回货，仍不出宋境，只是宋朝用银作货币的旁证，却不足以说明蕃商更情愿贩运白银出境。正如秦九韶在《数学九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所举甲、乙、丙、丁四人，用金、银、盐、钞、度牒等博买沉香、胡椒、象牙一样，所用白银并未流出宋境。
⑤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后期的铜钱外流与白银输入，开始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联动关系。理宗朝，广东提刑包恢曾指出：宋朝铜钱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白银在宋境内购买力很强。因此，沿海居民"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竞赍见钱买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两贯文。此乃沿海浙东、福建、广东海岸之民，无一家一人不泄者"。与之相反，铜钱在海外的购买力则更强，"每是(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输入一两白银，可获得三贯以上的铜钱，而三贯以上的铜钱输出海外，则可换回价值三十贯的蕃货，甚至换回价值三十贯的白银。一来一往，仅仅从事白银与铜钱的跨国界兑换，就可获得三十倍的利润。正因为如此，不仅豪富的"贩海之商"走私铜钱出海，甚至那些"海上人户之中、下者"，也以十贯、百贯数目的铜钱，"结托"海商"买番货而归"①。在宋廷干预较少的市舶贸易中，特别是南宋后期日益发展起来的民间直接贸易中，更多的是白银输入而铜钱输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白银与铜钱的对流。
当然，白银流向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此后再也没有白银从宋境流出。但是，早在绍兴年间，宋廷就开始限制白银流出。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二十四日，诏令伴送三佛齐进奉人使回程，除日用吃食、蔬菜、熟药外，并不得应副买卖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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