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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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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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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群体。
先看宋朝将士。由于宋朝行募兵制，故由国家维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开支。一般说来，一旦有人应招加入兵籍，不仅本人衣食有助，且可以养活家小。有资料说宋朝初期，那些在京禁军及其家属“衣食县官日久”，他们大多“生长京师，姻亲联布，安居乐业”④。不过，在宋朝养兵政策下衣食完全有靠的士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北宋繁盛的仁宗时期，就已有“禁兵久戍边，其家在京师者或不能自给”的情况⑤。南宋初年，那些统兵将官也因“别无供给职田”，出现“日赡不足”的生活危机⑥。尽管如此，两宋的官兵无论其所处地区的差别，无论其军种是禁兵还是厢兵，无论其军阶的高低，都有正式俸禄，包含有料钱、月粮、春东衣等名目，还有其他的补助⑦。除去人为盘剥的因素，两宋军人总体上是一个享受军俸、衣食有助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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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3《兵考五》中华书局，1986年。
⑤ 脱脱等撰《宋史》卷194《兵制八》仁宗康定元年条，中华书局，1977年。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3《兵考五》，中华书局，1986年。
⑦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军俸》，中华书局，1983年，第215—235页。
其次看官僚吏员。宋沿袭前朝制度，官吏皆有俸禄。略有区别的是，宋在建国之初，为了确保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曾一度实行“视官制禄，所以养贤官”的政策①。尽管当代学者研究或认为宋代官员的俸禄很高，生活无忧②；或认为人不敷出，生存不易③；或认为收支基本平衡④，意见并不统一，但无论怎样，宋朝官员是享受国家俸禄的群体没有疑问。
再看皇室成员。在中国历朝历代，这都是一个经济上寄生性最强的群体。如果说军人和官员由于薪俸含实物与铜钱，需要到市场购置日常生活所需物品，那皇室成员由于长期以来其生活资料几乎全部来源于各地对中央的贡奉，所以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最为稀疏。这是一个享受国家最优待遇、衣食无忧的群体。
最后看寺观及其成员。由于佛教、道教在中国社会占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历朝历代对它们皆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不仅专门拨付维持其生计的土地，还予之减免各种税收的待遇。在国家和善男信女的扶持下，寺院和道观除了是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外，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僧侣道士们也因此是享受国家和社会奉养的群体。
第二，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但都兼事经商活动。
历朝历代的军人，禁卫京师，戍守边地，保家为国，维护政权的稳定就是他们的职责。但因军人有军阶的差别，所以也就有军人地位的差异。在上述各群体中，下层士兵的地位最低。正如前面提到的，大多数士卒无权无势，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实力，在军俸不能保障其生活的基本条件时，营运牟利成为其生存的重要手段。这一群体与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如前文提到的纲卒，其营运经商的路线随着纲舟所到而向东西南北延伸；其在此地贱买又到彼地贵卖；其销售的物货无所不有。还有资料证明，营运贩卖不仅是在籍士卒补贴生活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解除兵籍以后的生活支柱。比如在宋神宗年间曾经整顿军制，裁汰兵籍冗员，允许年“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对那些解除兵籍和职事的在京禁军士卒，“听其自便在京师居止”。据载当时“免为民者甚众”，乃至“冗兵由此大省”⑤。由此可知当时裁汰为民的士兵不在少数。至于当时究竟有多少士卒留居城市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些解除兵籍并留居城市的人员，其谋生的主要途径大多是参与市场活动应当不差。《夷坚志》载：“京师修内司兵士阚喜，以年老解军籍，为贩夫，卖果实自给。”⑥可以说，在城市消费群体庞大、消费需求增加的社会条件下，如阚喜这样充当小商小贩等服务性行业以自足的人肯定占有相当比重。对那些社会地位稍高的军官们来说，除了军俸的不足外，也受当时社会形势的影响。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离不开市场。军官们的经商活动已如前所述，此不赘言。
僧侣道士这一宗教群体，常常因为各个历史时期国家以及皇室贵族信仰的认同而身份特殊，可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唐宋社会转型在宗教方面就表现为由出世向人世的变化，以及经济上由倚重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走向市场经营，此前仅以土地作为财富标志的状况发生变化。前文所引开封大相国寺内道士、师姑和僧侣们的行为就是生动的写照。而在寺院手工业经济里，天下闻名的“寺绫”也已从自我消费走向了市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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